[ 楊德壽 ]——(2002-4-12) / 已閱45629次
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的現狀、原因及對策
犀原律師事務所(河南鄭州)楊德壽
摘要：在刑事訴訟中，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時常發生。這說明，我國現有的針對這兩種犯罪的法律對策效果不大，要制定這兩種犯罪的對策，必須尋找發生這兩種犯罪的根本原因。本文通過論證認為，發生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立法上，公安機關法定的偵查和采取強制措施的雙重權利，使其偵查活動處于自身控制的不公開的無法監督的情形之中；司法上，人民法院未能嚴格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審判，在客觀上促成了這兩種犯罪的發生。
一、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的現狀
1、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的案例
1996年2月，河南葉縣發生一起特大系列搶劫殺人案，公安機關迅即“破案”。6 名無辜者被抓，2 人因不堪忍受審訊人員采用三角帶、木棍、皮帶、電警棍以及手搖電話的電擊，只好按審訊人員的意圖招供。“人證”、“物證”俱在，冤案遂成鐵案。辯護律師據理力爭，真兇突然現出原形，才把這些無辜平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見《律師與法制》1998第9期張大奎采寫的《葉縣冤案始末》)。
1998年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報道，某縣公安派出所將涉嫌盜竊的一對夫婦抓獲，稍后將女人放出，繼續審訊其夫。幾天后，女人看望丈夫時被告知其丈夫已經逃跑，該女人便開始了艱難的尋夫歷程。幾年后，其中一名參與審訊的民警突然良心發現，說出其夫在審訊時已被打死并秘密埋葬。
1998年7月，原遵義市紅花崗區公安分局刑警趙金元、屠發強為逼取口供，對犯罪嫌疑人熊先祿施以種種肉刑，致使熊先祿因外傷、劇痛、失水、饑餓、緊張等過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去年12月，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分別判處趙金元、屠發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和無期徒刑。據稱，這是我國《刑法》自1979年實施以來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訊逼供案。(見《法制日報》2000年4月16日第2版楊通河采寫的《刑訊逼供法難容》)。
2、案例說明的問題
血淚斑斑的案例說明：首先，采用這種手段的刑事偵查人員無能或者懶惰。他們除了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不能取得或怠于取得其他充分確實的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證據。其次，如果不是前者，必然是為了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加罪所謂的犯罪嫌疑人。再次，這兩種犯罪行為還未得到有效遏制。
3、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行為現有的法律對策
本文無意探討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因為從《刑法》分則明確規定的具體犯罪來看，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即為兩種。這是我們的國家意志對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行為的斷然否定。特別是，新《刑法》第247條不僅加重了刑訊逼供犯罪的法定處刑，更增加了暴力取證罪名。這兩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刑法》設立這兩種罪名，就是我國現有的對于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行為最嚴厲的法律對策。然而，這些法律對策并沒有遏制這兩種犯罪的發生。于是， 我們不得不討論這種對策的現實可行性。過去發生的以及現在仍在發生的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足以說明：目前我國對于這兩種犯罪的法律對策成效不大。
二、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禁而不絕的根本原因
要尋找有效遏制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的對策，首先必須找到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行為發生的根本原因。正如醫生看病一樣，找到病因才能對癥下藥。尋找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發生的原因，本文認為應當從刑事訴訟的偵查和審判兩個階段出現的問題入手。因為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一般發生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而對偵查階段所取得證據的采信是在人民法院的審判階段。
1、公安機關偵查階段
實施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兩種行為的主體為特定主體，即司法工作人員。司法實踐中，兩種犯罪的主體主要是有權采取強制措施的公安機關的刑事偵查人員。他們實施這兩種行為的最終目的，追究罪犯也罷打擊報復也罷，不是本文關注的問題。我們應該更加關注為達到上述最終目的而必須首先達到的目的，那就是——取得用于證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證據。這是構成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的主觀要件。
《刑事訴訟法》第42條將證人證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做為證明其是否犯罪七種證據的兩種。要確認某一被告人構成犯罪，追訴主體必須舉出充分確實的證據。如果刑事偵查人員沒有能力取得或怠于取得上述兩種證據以外的證據，或者有意加罪犯罪嫌疑人(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存在其他證據)，而犯罪嫌疑人拒絕按偵查人員的意圖供述和辯解的話，刑事偵查人員為了達到證明這些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有意加罪的目的，其采取的手段只能是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從上述案例不難看出，這是一種極其簡便且效果極佳的“偵查”活動。
《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顯然，定罪處刑并不必然地需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但是，在此情況下，證據必須充分確實。如果證據不夠充分確實，某些偵查人員不是采取進一步的偵查活動來取證，而是靠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來補充他們不夠充分確實的證據，以便達到充分確實。
顯然，公安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不僅具有偵查取證的職責，而且還有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的權利。這樣就使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處于一種被其自身控制的不公開情形之中。在此情況下，對公安機關負有監督職責的檢察機關，根本無法對該階段的偵查活動進行監督。
2、人民法院審判階段
人民法院沒有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審判，在客觀上促成了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的發生。
1)、證據非法收集的認定和證據的效力問題
《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應當說本條規定十分明確，但操作性很差。因為上述司法人員是否按法定程序收集證據，是否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是被告人難以證明的。在此情況下，審判人員就難以確定證據的收集是否非法。特別當審判人員做為收集證據的主體時，即便非法收集也會被自己采信。
有效的證據必須建立在其客觀性、關聯性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基礎上。審判人員難以確定偵查人員收集證據是否合法的情況下，只要被告人在法庭翻供，就應當以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和辯解以及證人在法庭上的證言做為其真實供述、辯解或證言。司法審判實踐中，當被告人或證人翻供被問及原因時，被告人和證人往往只能說原來的供述是被迫提供的，這時審判人員接著會要求被告或證人提供被“逼迫”的證據。如果證明不了的話，審判人員會以公訴人提交的由偵查人員訊問的被告人原來的供述筆錄做為證據。這是十分荒唐的! 因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一直掌握在偵查人員手中，處于極為不利且不公開的連檢察機關都無法監督的受控制地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體上沒有明顯的傷殘跡象，他憑什么能夠證明?
2)、無法訊問、質證的證人“書面證言”
《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并且經過查實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法庭查明證人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的時候，應當依法處理。”如果證人在庭審時不出庭，公訴人只拿著“書面的證人證言”，控辯雙方就無法訊問、質證并查實。《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人證言”指的只能是法庭書記員當庭制作的，由法官、控辯雙方對證人訊問、質證后的法庭記錄。由公訴人或辯護人提供的“書面證言”是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但司法實踐中，這樣的所謂“證據”卻大量存在。報載，河南開封市南關區人民法院統計，該院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審結的345起刑事案件中，應該出庭的證人有1726人，經審判人員耐心做工作，出庭作證的只有7人，出庭率僅為0.4%。
3)、訊問筆錄和“書面證言”的濫用促成了這兩種犯罪的發生
我們不難看出，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被訊問的筆錄和證人提供的“書面證言”在司法審判實踐中是多么重要。顯然，這種所謂的證據處于一種高高在上的超然地位，它可以不受當庭質證而直接做為證據。偵查人員為什么對這種書面證據情有獨衷，因為它簡便易行且十分有效! 通常，只要被告人“供認不諱”，法官便不再認真審查其他證據。很少有人去關注“供認不諱”的下面是否掩蓋著血淚，這在客觀上促成了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的發生，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是法院對訊問筆錄和“書面證言”濫用的必然結果。
3、刑訊逼供與暴力取證犯罪發生的根本原因
對刑事訴訟中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出現的問題分析后我們可以發現，在立法上，《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確有不盡合理的地方：法律規定公安機關同時具有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和偵查取證的雙重權利，這使該機關的偵查活動處于不公開的、無法監督的情形之中；同時，該法第93條關于犯罪嫌疑人應當如實回答偵查人員提問的強制性義務規定，很可能成為偵查人員刑訊逼供的借口。犯罪嫌疑人的“如實”和偵查人員認為的“如實”是兩個概念，偵查人員最大的愿望就是讓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完全符合自己認為的“如實”。不符產生的后果很可能就是刑訊逼供。雖然法律禁止這種行為，但沒有監督或無法監督的行為是不可能禁止的。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對刑事案件的審判沒有嚴格依法進行，法庭對訊問筆錄和“書而證言”的濫用也在客觀上促成了這兩種犯罪的發生。所有這些，構成兩種犯罪發生的根本原因。
三、關于證據的分類及科學收集
通過對訴訟法(包括民事、行政訴訟法)關于證據的進一步研究，我們可以根據證據受人的主觀因素影響的程度，把證據大致分為客觀性證據和主觀性證據(這種劃分不是絕對的)。按照這種分類，可以把《刑事訴訟法》第42條的七種證據分別歸到這兩類。把物證，書證，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視聽資料歸為客觀類；把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歸入主觀類。
很明顯，這兩類證據中，主觀性證據不僅受到提供者本人意志的影響，甚至受到他人意志的影響。我們很難斷定其是否真實和完整。因此，在采信時必須慎之又慎。應該在采信時充分接受控辯雙方質證，才可以判斷主觀性證據是否真實完整，而這只能在法庭上! 因為只有這里才是公開和公平的。主觀性證據的提供者除了受到其自身因素影響外，一般不致于受到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強制。也許，這正是《刑事訴訟法》第47條的理論基礎。 法庭外的取證應當僅限于客觀性證據和主觀性證據提供線索的收集。這些客觀性證據，在開庭時與法庭上收集到的主觀性證據再進行相互印證，然后才能確定起訴書指控的案件事實是否存在。
本文認為，刑事偵查及審查起訴階段應當只限于收集客觀性證據和主觀性證據的提供線索，法院開庭審判階段才可以收集主觀性證據——即詢問被告、有關當事人和證人。這才是科學的證據收集方法。
四、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對策
為了杜絕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同時切實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基于上述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發生的根本原因，本文認為現實可行的立法和司法對策是：
1、立法規定沉默權并將刑事偵查權與強制措施執行權分離
在立法上，將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的權力作為純粹的刑事執行行為，刑事偵查統一由檢察機關行使。在此情況下，公安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中只有采取強制措施的權利而沒有偵查權，因而“無需”取證，刑訊逼供是多余的；而檢察機關直接行使偵查權，他們在公安機關管轄的看守所對犯罪嫌疑人偵查、取證，因受到公安機關的監督而“不能”刑訊逼供。刑事偵查權與強制措施執行權的分離，不僅可以避免刑訊逼供犯罪的發生，還有利于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的相互配合和相互監督，更加符合《刑事訴訟法》的基本精神。同時，應當對《刑事訴訟法》第93條進行修改，明確賦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的權利；并且，這種權利應當及于偵查、審判乃至被確定為犯罪后執行的所有階段。
2、法庭對庭外收集的主觀性證據不予采信
控辯雙方只需向法庭提交客觀性證據和證人線索。提供主觀性證據的當事人和證人必須出庭，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由控辯雙方當庭詢問充分質證。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應當嚴格按照這一法定程序進行。對法庭外收集的主觀性證據，不論是被告人訊問筆錄還是證人的“書面證言”，一律不予采信。實際上，這也正是《刑事訴訟法》第47條的基本要求。這一措施的采取，不僅可以杜絕刑訊逼供，而且還可杜絕刑事偵查人員對證人的暴力取證。
五、結論
刑事偵查權和強制措施執行權的分離，將使刑事偵查人員的刑訊逼供無法進行；而法庭對庭外收集的主觀性證據不予采信，將使這些主觀性證據失去效能。這樣就會使偵查人員的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成為多余。除非這些偵查人員有實施暴力的特殊愛好或有意報復。這種情況下，偵查人員的這種暴力行為不再屬于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而是其他違法或犯罪行為。除此之外，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應當嚴格依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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