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飛 ]——(2008-4-10) / 已閱43719次
先談法定訴訟，分法定訴訟的方式（第12段）和消滅（又稱“廢除”，第30—31段，周論下冊第877段對此也有類似介紹）。法定訴訟的方式包括誓金之訴（又稱“宣誓決訴”，分對人的宣誓決訴[第13—15段]和對物的宣誓決訴[第16—17段]）、要求審判員之訴（又稱“申請任命仲裁人之訴”，第17—17a段）、請求給付之訴（英譯本第17a－20段，周論下冊第876頁敘述與第19段不一致）、拘禁之訴（又稱“拘押”，第21—25段，周論下冊第879頁敘述與第21段基本一致）、扣押之訴(第26—29段)。
接著談程式訴訟。這一部分，蓋尤斯的論述比物法篇更為雜亂無章。為了便于理解，筆者按照周論的編排進行敘述：首先講程式訴訟的種類，蓋尤斯實際上談了五種分類：大法官法訴訟和市民法訴訟（見之后的一般程序）、嚴法訴訟和誠信訴訟（又稱“誠信審判”，見第62—74a段）、確定訴訟和不確定訴訟（又稱“不確定程式”，見第54段）、永久訴訟和有期訴訟（又稱“永久訴權和有期訴權”，第110－111段）、可針對繼承人行使的訴訟和可由繼承人行使的訴訟（又稱“可針對繼承人行使的訴權和可由繼承人行使的訴權”，第112—113段）。后兩種分類在書中均有明示，其余都是暗示其存在。
先談大法官法訴訟，蓋尤斯只講了其中的一種：擬制訴訟（第32—38段），分種類和排除情形。擬制訴訟的種類包括包稅人訴（第32段）、遺產占有訴（第34段）、財產購買者訴（魯提里訴訟，第35段）、遺產買主訴（塞爾維訴訟，第35段）、時效取得訴（布布里其訴訟，第36段）、異邦人羅馬市民權訴（第37段）、訴訟對手訴（第36段）。擬制訴訟的排除情形（第33段），包括返還所有物之訴、請求給付之訴、借用之訴（又稱“使用借貸之訴”）、無因管理之訴和其他無數訴訟。
接著談誠信訴訟，徐國棟在《客觀誠信與主觀誠信的對立統一問題 ——以羅馬法為中心》一文中認為：裁判誠信的主要運作方式是誠信訴訟，其結果結晶為實體法性質的合同制度或近似制度，其間蘊含著誠信的行為規范。庫尹特.穆齊.斯卡沃拉首先把誠信訴訟描述為有監護、合伙、信托、委任、買賣、租賃6種。在他之后，誠信訴訟的范圍不斷擴張。在古典法中，又增加了無因管理、妻財2種。在塞維魯時期，又增加了共同財產分割和遺產分割。到了蓋尤斯時代，他在前人的基礎之上又增加了保管（寄托）、借用（使用借貸）、質押3種。蓋尤斯將誠信訴訟分為三種：實行抵銷的訴訟（第64段）、實行扣除的訴訟（第65段）、附加訴（主人或家父責任之訴，第69、74—74a段有比較）。附加訴分奉命訴（第70段）、船東之訴（又稱“海商訴”、“船主之訴”，第71段）、經管人之訴（又稱“企業訴“，第71段）、分配之訴（分攤訴，第72段）、特有產和轉化物之訴（，又稱特有產和所得利益[或稱”主人利得“之訴]，第72a—73段）。
講完程式訴訟的種類之后，接著講程式訴訟的程序，按周論說法是分一般程序和特殊程序。程式訴訟的一般程序分傳喚、法律審理、程式的內容、程式錯誤的效力、訴訟代理、證訟、事實審理、訴訟救濟和執行這幾個階段的。蓋尤斯沒有講法律審理、訴訟救濟和執行這三個階段，證訟放在第三卷第180—181段已經談過了。我們就從他講到的談起。傳喚（又稱傳喚出庭，第183段），分罰金制（第183、187段）、出庭保證（又稱傳喚出庭，第183段）、出庭保證金（第184段）、宣誓（第185段）、訴諸仲裁官（第185段）。對一般的混合之訴，按物的價值交納出庭保證金；對罰金之訴，按訴訟請求數額交納出庭保證金。程式的內容分主要組成部分（第39段）和附加部分。蓋尤斯認為程式的主要組成部分包括請求原因（第40段）、原告請求（第41段）、分配裁判（又稱分析裁判，第42段）、判決程式（又稱判決要旨，第43段）。依照周論的說法，程式的主要組成部分包括承審員的任命、請求原因、原告請求、判決程式，判決程式又包括分配裁判、抵銷（第64段）、錢款估價（第48—52段）、仲裁條款。可是蓋尤斯卻不是這樣考慮的，承審員的任命和仲裁條款在《法學階梯》中均未提及。附加部分包括前書（第130—137段，第134—137段為小結）和抗辯（第48—52段）。前書分為原告利益的前書（第130—132段）、為被告利益的前書（第133段）。抗辯分欺詐抗辯（第116—116a段）、既定簡約抗辯（第116b段）、脅迫抗辯（黃風譯為“恐嚇抗辯”，第117段）、無限期抗辯（第117段，第117a-119段對脅迫抗辯和無限期抗辯進行小結）、已決案抗辯和有限期抗辯（第120段）、訴訟分割抗辯和經審判物抗辯（第121段）、答辯（周枏譯為“反辯”）和遺囑案件抗辯（第122—126段）、再抗辯（第126段）、再答辯（周枏譯為“再反辯”，第128段）。程式錯誤的效力部分，蓋尤斯只談了請求的錯誤中的過分要求（周枏譯為“過分請求”，第53—61段），先談過分要求的種類（第53段），分物品過分（周枏譯為“數量上的過分請求”，時間過分（周枏譯為“時間上的過分請求”，第53—61段）、地點過分（周枏譯為“空間或地點的過分請求”）、訴因過分（周枏譯為“標的的過分請求”）， 接著談過分要求的具體情況（第54—61段）。訴訟代理（第82—84段），分訴訟代表（第83段）、代理人（第84段）、監護人和保佐人的設立程序（第一卷第144—196、197－198段已提，現在又重提）、訴訟代理小（第86—87段）結、訴訟擔保（第88—102段，其內容與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第一編第九章的規定正好相反）。事實審理分事實審理的方式（分法定審理[黃風譯為法定審判]和職權審理[黃風譯為依權審判]，第103—104段）、如何應對被告的惡意否認（第171—173段）、如何應對原告的惡意中傷（第174、176段）、產生于判罰的不名譽（第182段，因法院判決被宣告喪廉恥）。如何應對被告的惡意否認分承諾（第171段）、混合之訴（第9段已論及，雙倍訴訟）、罰金之訴（第8段已論及，數倍訴訟）、如何應對原告的惡意中傷分誣告之訴（第175－176段）、反訴訟（周枏譯為“反判”，第177－178段）、宣誓（又稱“不中傷宣誓”，周枏譯為“誣告宣誓”，第176、179段）、反承諾（第180—181段）。應對被告的惡意否認的4種訴訟均為罰金之訴。產生于判罰的不名譽分罰金之訴和損害賠償之訴，其中罰金之訴中被判罰人被宣告不名譽，與之訂立和約的人也被宣告不名譽；損害賠償之訴（主要是契約之訴，也包括監護之訴）中，只有被判罰人被宣告不名譽。
程式訴訟的特殊程序，蓋尤斯只談了令狀。令狀分種類與程序和后果（第161－170段）。令狀的種類有三種劃分：第一種劃分以功能為標準，將令狀分為返還性令狀、出示性令狀和禁止性令狀（第140段），周枏將返還性令狀譯為 “返還”，將出示性令狀譯為“交出”， 將禁止性令狀譯為“不準”，蓋尤斯認為以令狀解決爭議的程序有2種，分有罰金和無罰金（第141段），第142段對前述內容作了小結；第二種劃分以目的為標準（第143段），將令狀分為取得占有令狀（包括第144段的遺產占有令狀、第145段的占有令狀、第146段的公物買主令狀、第147段的薩爾維令狀）、維護占有令狀（第148—149段，分占有者令狀[第150段]和兩地占有令狀[第151段]，第152－153段附帶講占有的期間[由此可見羅馬古時一年只有10個月]、通過他人占有）和恢復占有令狀（第154－155段）；第三種劃分將令狀分為簡單令狀（周枏譯為“單令狀”，第157－159段，包括返還性令狀和出示性令狀）和雙重令狀（周枏譯為“復令狀”，第160段，包括占有者令狀和兩地占有令狀）。第158段談禁止性令狀有的是雙重令狀，有的是簡單令狀。程式訴訟的特殊程序，其程序和后果部分分簡單令狀（第161－165段）和雙重令狀（第166－170段）兩部分進行敘述。
最后講程式訴訟的程式分類（第47段），分關于權利的程式（第45段）和關于事實的程式（第46段）。
四、蓋尤斯研究中需要澄清的十大問題
（一）蓋尤斯的著作為什么能夠比較完整地流傳至今呢？我想主要還是他身處的政治大環境相比其他法學家都要好得多。結合以前寫過的《法治與人治的較量——兼論德治》和最新認識，筆者認為在屋大維死后的270年內，人治政體下的賢明君主，數得上名字得只有狄度、納瓦爾、圖拉真、安敦尼.庇烏、馬可.奧勒留等幾位。其余的都是有名的暴君。蓋尤斯出生和活躍的時代分別是羅馬皇帝哈德良（公元117－138年）和安敦尼.庇烏（公元138－161年）（即中國史書上的大秦王安敦）在位的時候。去世的時間又在一代明君馬可.奧勒留掌權時期。這一段時間，正好是羅馬歷史上非常開明的“安敦尼王朝”。當時羅馬市民籍正在擴張并被普遍授予帝國境內的所有居民，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中.提出的“人法、物法、訴訟法”的三分法體例結構成為了傳播與上述市民身份相聯系的羅馬法工具，導致該書的手抄本一度暢銷亞非歐三大洲。現在我們來看看羅馬五大法學家中的另四位：帕比尼安以前擁護君主專制的立場，在212年塞維魯的兩位皇子的爭權斗爭中，他轉而反對皇子卡拉卡拉暗殺其兄弟，并拒絕為卡拉卡拉的可恥行為作辯護，結果被其處死，成為政治斗爭中的犧牲品；烏爾比安也相信羅馬人民通過該法賦予皇帝最高的權力，他主張”國王不受制于法律“、“皇帝的決定具有法律的效力”， 但是烏爾比安作為帕比尼安的學生，與當時的政治中心靠得太近了，甚至一度當上羅馬帝國的副皇帝一職，終于在一次士兵嘩變中，死于塞維魯皇帝近衛軍的械斗之中；至于其余兩位法學家——保羅和莫德斯丁，前者是烏爾比安的同學，后者名氣較小，且又是烏爾比安的學生。蓋尤斯只是一名普通教師和著作家，在世時并未獲得“公開解答權”，其對法律的解答不具有法律效力，他也沒有像帕比尼安和烏爾比安那樣身處政治漩渦中央，招致政敵憤恨和同仁嫉妒。因此，他的作品應該是保存最完整的。筆者不敢肯定當時羅馬帝國是否像中國的秦始皇一樣搞過“焚書坑儒”之類的事情，但帝國時代的法學，由于統治者利益的需要，往往確實是屈從于政治的。公元1世紀的卡里古拉皇帝還一心想廢除法學家的研究工作。他經常恐嚇說，老天作證，他要留心不讓法學家的任何解釋違背他的意志。一位雙目失明的法學家因其家譜中保存著愷撒的謀殺者卡里烏斯的肖像而被尼祿判為有罪。由此也不難推測為什么古羅馬那么多法學家的著作沒有流傳下來。
公元426年，東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二世和西羅馬皇帝瓦倫廷二世頒布《學說印證法》，蓋尤斯與帕比尼安、烏爾比安、保羅、莫德斯丁被一起列為羅馬五大法學家，蓋尤斯的地位僅次于烏爾比安和帕比尼安。公元六世紀時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的《學說匯纂》中有535條選自蓋尤斯的《法學階梯》。查士丁尼時于公元533年完成的《法學階梯》,即以他的原著為藍本。以上提及的東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二世、查士丁尼和西羅馬皇帝瓦倫廷二世，這三位在當時有兩位是中興之主，一位又有宏圖偉業之才。蓋尤斯的著作身逢其時，真是走大運了！
（二）關于蓋尤斯的出生地。周論上冊第56頁指出：“他生于小亞細亞”。關于這一點，我在《蓋尤斯與<法學階梯>》一文中就已經說過：“其家鄉估計是希臘。”理由有三：一是蓋尤斯《法學階梯》第2頁（頁碼以黃風的中譯本為準，下同）第1段原文：“所有受法律和習俗調整的民眾共同體都一方面使用自己的法，一方面使用一切人所共有的法。每個共同體為自己制定的法是它們自己的法，并且稱為市民法，即市民自己的法；根據自然原因在一切人當中制定的法為所有的民眾共同體共同遵守，并且稱為萬民法，就像是一切民族所使用的法。因此羅馬人民一方面使用它自己的法，一方面使用一切人所共有的法”。通過以上文字，不難發現，蓋尤斯的《法學階梯》將法分為市民法和萬民法（這里萬民法與自然法兩個概念是合二為一的）。而自然法思想是最初是由古希臘的斯多葛學派系統、明確闡述的；二是蓋尤斯在《法學階梯》第226頁把債劃分為契約和私犯兩類，一些法學家認為蓋尤斯的劃分來源于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關于兩種交換正義的劃分，因為亞里士多德的交換正義蘊含契約思想。現代契約制度是由交換正義中的自愿交易理論演變而來的，而現代侵權制度則由交換正義中的非自愿交易理論發展而來。亞里士多德關于兩種交換正義的劃分是現代契約制度與侵權制度的最初理論形態。不熟悉古希臘哲學思想的人是不可能會作這些劃分和歸類的的；三是其著作《法學階梯》第248頁有荷馬史詩的記載，且曾在小亞細亞的特洛阿斯（Troas，即希臘神話中特洛伊戰爭的爆發地）寫作和教書。通過前文對其《法學階梯》寫作脈絡的梳理，我們發現他對羅馬行省，尤其是希臘、土耳其、敘利亞這幾個行省的法律非常熟悉。周枏在書中并沒有提出蓋尤斯生于小亞細亞的確鑿依據，因此我認為自己的分析是正確的，即蓋尤斯的出生地“估計是希臘”。
（三）蓋尤斯算不算是薩賓派？雖然在學術上，蓋尤斯自稱屬于薩賓派，在《法學階梯》一書中他視薩賓（公元64年去世）為自己的老師，而將普洛克魯斯派的人稱為“另一學派的學者”。但研究此書的羅馬法研究者發現，他在一些重要法律問題上已開始接受普洛克魯斯派的觀點。從他往后，再沒有人稱自己是何學派。那么他的這個“最后的薩賓派”是否名副其實？
筆者認為，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從薩賓派和普洛克魯斯派的區別來談：根據筆者前文的分析，羅馬的薩賓學派和普洛克魯斯學派兩派的分歧主要是形式上的，即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看問題的視角上不同。薩賓學派注重市民法，以市民法為主要研究對象；普洛克魯斯學派則著力于裁判官法（一作“長官法”，包括最高裁判官法和萬民法等內容，與市民法相對應）的研究。從這一點來看，薩賓學派較為保守，普洛克魯斯學派則較進步。但是，在方法論上，前者注重進化論精神，反對傳統的形式主義，而后者則往往囿于法規的條文。學者耿勇在《簡論萬民法與國際私法》（原載《法制與經濟》2007年第9期）中認為：“蓋尤斯《法學階梯》中記載：所有受法律和習慣調整的民族，他們一方面遵守自己的法律；另一方面遵守為人類所共有的法律。事實上，每個民族專用的法律是該民族自己的法律并被稱為市民法，換言之，是該城邦自己的法律，而自然理性為全人類確立的并為所有的民族同等地遵守的法律被稱為萬民法，換言之，是由所有的民族使用的法律。如此，羅馬人民部分地由其自己的法律調整，部分地由全人類共有的法律調整。徐國棟教授認為，這一段落表達了蓋尤斯對一個民族的法律構成的分析：一部分是普通法,即與其他城邦共有的法律；其余部分是特殊的法，即本邦獨有的市民法，后者的范圍狹小。根據黃風《法學階梯》中譯本的拉丁文編排者意大利學者恩佐.那爾第的研究，市民法只包括宗親關系、家父權、夫權和對婦女的監護、20歲以上的人可以把自己出賣為奴、人格變更、被共有之奴隸由共有人之一解放時其他共有人的增加權、市民法所有權和萬民法所有權的雙軌制、要式買賣、擬訴棄權、取得時效、遺囑的形式、外國人不能接受遺產或遺贈、采用“我允諾”之形式的口頭債務、不分遺產的共同體等內容，其他的法律都是萬民法。按照蓋尤斯在其同書第二卷2、73、75、70、66中的宣告,它們包括地上建筑物添附于土地、在他人土地上播種的小麥添附于土地、因淤積增加的土地歸被淤積土地所有人、無主物歸先占者的規則等”。如果以耿勇的觀點對比分析，蓋尤斯還真不能算是薩賓派。可是，反對以上說法的論據更多，趙曉耕老師在《國家司法考試輔導用書》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21頁向我們介紹：羅馬市民法內容主要是國家行政管理、訴訟程序、財產、婚姻家庭和繼承等方面的規范，萬民法的基本內容主要是關于所有權和債權方面的規范，很少涉及婚姻、家庭和繼承等內容。谷春德教授在其主編的《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50頁也指出，羅馬的市民法多為民眾大會通過的法律和元老遠的決議等規范，包括《十二銅表法》、《米尼奇法》、《巴比和波培法》等等內容，而萬民法則與之相對。光從黃風中譯本的目錄來看，收錄的大部分是法案的名稱和元老院決議的名稱，從這一角度看，蓋尤斯也確實注重市民法，以市民法為主要研究對象，而且對于訴訟程序、財產、婚姻家庭和繼承等方面規范的論述井井有條，不像他在介紹所有權和債權方面的規范那樣語無倫次。在方法論上，蓋尤斯也是注重進化論精神，反對傳統的形式主義，如介紹訴訟法時，先介紹以前的法定訴訟，再介紹后來的程式訴訟；在介紹法定繼承時，先介紹十二銅表法的相關規定，然后介紹后來的法律制度對其進行的完善和補充。因此筆者認為蓋尤斯這個“最后的薩賓派”是當之無愧的。
（四）關于蓋尤斯“人法、物法、訴訟法”體系編制模式，是否是他自己的獨創？周論上冊第89頁指出：“這是他仿照當時的傳統做法，而不是他個人的創造”。關于這一點，我不贊同。意大利羅馬法教授桑德羅.斯奇巴尼在蓋尤斯《法學階梯》中譯本所作的前言第2頁中就認為：蓋尤斯的以上體系編制模式是他獨創的，在此前的其他作品中沒有這種體系編排模式。該書的中文譯者黃風教授也是持這種觀點的。周枏在書中并沒有自己說法的事實根據，徐國棟在《“人身關系”流變考》一文中指出：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的對立起源于古羅馬的修辭理論和法的分類理論。從修辭的角度言，為了使論述脈絡清楚，有必要對方方面面的事物進行分類，最簡單的分類就是主體與客體的分類，因此，公元前1世紀的西塞羅說：“為了理解詞并為了寫作，沒有什么比把詞劃分為兩個種更有用和更令人愉快的練習了：一個種是關于物的，另一個種是關于人的”。 （ Ciceron, De la Invencion, In Nicolas Estevanez edi. Obras Escogidas,Casa Editorial Canier Hermanos, Tomo Primero,Paris,s/a,p.228.）很遺憾西塞羅對世界的這兩個基本要素作了物文主義的排列，但他提供的這種認識框架確實影響了法學家對論述材料的整理，公元2世紀的法學家蓋尤斯就把所有的實體法簡單地劃分為人法和物法。可是蓋尤斯為什么要將訴訟法與人法和物法并立，實在找不到先例。因此我認為自己的分析是正確的，周枏的說法不可信，也不符合現今通說。
（五）蓋尤斯是否首開比較法學之端，第一個將羅馬法與其它民族的法律作了具體比較。筆者認為，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一書中，確實是將羅馬法與其它民族的法律作了具體比較。比如說前面所介紹的加拉西亞人（古代土耳其安卡拉居民）對家長對子女的家父權以及希臘人對口頭契約的貢獻，都對羅馬法產生重大影響。但是蓋尤斯并非比較法學的開創者。按照.《簡明社會科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的說法，孟德斯鳩才是比較法學的開創者，證據是他的《論法的精神》。就算這種說法不成立，那么在蓋尤斯之前，古希臘學者柏拉圖在《法律篇》中，以三個對話者的口吻對斯巴達、克里特、雅典、美西尼、亞哥斯等城邦和波斯的法律進行過比較研究，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和《雅典政制》中更是對158個城邦的憲法進行了比較研究。因此，有關“蓋尤斯首開比較法學之端”的說法是錯誤的。
（六）關于蓋尤斯對法的分類。周論上冊第86頁指出：“蓋尤斯的《法學綱要》（為了敘述方便，我在后文均改稱《法學階梯》）開始分市民法和自然法，但他沒有分市民法和萬民法”。我認為，這一說法是錯誤的。理由詳解如下：
1.何勤華教授在《西方法學史》一書第56頁寫道：“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中，將法律分為兩大系統，即市民法和自然法。他指出：”受著法律及習慣支配的國民，運用著兩類法律:國民為自己制定的、作為國民及國家特有的法的國民法（市民法）和依據自然界的理性而制定的所有國家的國民都應遵守的萬民法（自然法）”。在蓋尤斯的觀念中，自然法與萬民法是一致的”。谷春德教授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一書第49—50頁中也是從這種說法的。
2.黃風教授翻譯的蓋尤斯《法學階梯》（以下簡稱“黃風中譯本”）第2頁第1段原文：“所有受法律和習俗調整的民眾共同體都一方面使用自己的法，一方面使用一切人所共有的法。每個共同體為自己制定的法是它們自己的法，并且稱為市民法，即市民自己的法；根據自然原因在一切人當中制定的法為所有的民眾共同體共同遵守，并且稱為萬民法，就像是一切民族所使用的法。因此羅馬人民一方面使用它自己的法，一方面使用一切人所共有的法”。
通過以上列舉，不難發現，何勤華和谷春德就蓋尤斯《法學階梯》的理解還是比周枏的理解要準確一些，周枏的以上敘述改為“蓋尤斯的《法學階梯》將法分為市民法和萬民法（這里萬民法與自然法兩個概念是合二為一的）”似乎才更加合適。蓋尤斯的自然法與萬民法兩個概念是合二為一的思想還見于黃風中譯本第一卷第158段、第二卷第65、69、73段等段落（注：理論界通說認為，蓋尤斯受西賽羅影響，就法的本質問題提出了理性說：“法是在所有的人中確立的，并得到全人類平等遵守的自然理性”，筆者結合黃風教授翻譯的蓋尤斯《法學階梯》第2頁第1段原文認為，這種說法是片面的，蓋尤斯只是說“根據自然原因在一切人當中制定的法為所有的民眾共同體共同遵守，并且稱為萬民法，就像是一切民族所使用的法”，上述理解極可能是看了翻譯錯誤的文章所致；蓋尤斯除了認為自然法與萬民法兩個概念是合二為一，還提出如下法律思想：如第一卷第83段寫道：“法律或者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在任何情況下均改變不了萬民法的規則”，這實際上就突出了自然法的恒定不變、不可更改的特征；第3卷第194段寫道：“盜竊之所以被理解為現行的，只是由其性質所決定的。法律不能使不是現行竊賊的人成為現行竊賊的人成為竊賊，使不是通奸犯或者殺人犯的人成為通奸犯或者殺人犯一樣。毫無疑問，法律可以做的是：對某人按照犯有盜竊、通奸或者殺人罪的情況處罰，即便他根本未實施這種行為”。這有點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之類的話，強調法律的必須執行性和程序性，帶有濃厚的自然法色彩）。
（七）蓋尤斯是否確立人格權、個人財產所有權和簽訂合同的自由權，在民法史上乃至法制史上最早建立權利主體、所有權和契約自由的概念。根據筆者前文對《法學階梯》寫作脈路的梳理，我認為蓋尤斯僅僅是涉及這方面的內容。在人法篇中，他論及了許許多多不平等的內容，我們從中只看到了蓋尤斯將人分三六九等，以及人壓迫人的三座大山——父權、夫權和買主權，有關沒有或部分喪失人格自由的人的論述占了人法篇的大部分內容。如何獲得自由，倒是蓋尤斯關注的一個方面。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他提出了人格自由的原則，而且人法篇通篇也找不到“權利主體”這一概念，與之對應的僅是“人格”一詞。在物法篇中，由于他沿襲了薩賓派的一貫風格，對萬民法并不著重研究，對所有權和債權的內容更是不加重視：對所有權的論述相當凌亂，毫無章法，所有權的觀念只見于蓋尤斯那封閉的心靈深處，而不見于外在的文字流露，因此我們不能認為他提出了個人財產所有權神圣不可侵犯原則，“所有權”一詞雖然出現在他的書中，但他并為對其歸納引申出確切定義；在債權部分，他也只是在諾成契約（這是萬民法的內容）部分，簡單地談到了買賣、租賃、合伙和委托四種契約，且大多是以筆法粗糙的舉例方式加以介紹，并未下定義，即便他談及諾成契約是由當事人雙方合意達成，我們也不能因此而認為這是契約自由（或稱簽訂合同的自由權）的最早表達方式。
（八）蓋尤斯的《法學階梯》是否論及準私犯問題。周論下冊第803頁提出：“在蓋尤斯的《法學階梯》和查士丁尼的《法學總論》中（為了尊重兩本書的中譯者，我將周枏的譯法進行了改動），記載了四種準私犯”。我仔細查看了黃風中譯本，并對照了學者肖俊對蓋尤斯《法學階梯》英譯本的翻譯，發現蓋尤斯《法學階梯》第三編中并未涉及周枏所說的4種準私犯，想必這是周枏記憶錯誤所致。相反，周枏說的后世學者添加上去的“委付訴”（這也是一種準私犯），在該書第4卷卻有記載。
（九）蓋尤斯對婦女的態度。筆者經閱讀發現，蓋尤斯在撰寫《法學階梯》時，盡量采用通說，其中有很多歧視婦女的內容，而蓋尤斯自己的思想并沒有得以展開。但是，通過其中的幾個片段，我們還是能夠窺探其思想的端倪。如他在該書第一卷第144段寫道：“古人認為，女星即使達到了成熟年齡，由于其心靈的輕浮，均應受到監護”；在同卷第190段他又對上述思想進行批判：“成年婦女也處于監護之下，似乎沒有什么扎實的理由支持這種觀點。婦女因心靈的輕浮而常常容易受騙，因而通過監護人的準可對他們加以指導是公正的，這種普遍的觀點看起來是華而不實的。”在意大利學者彼德羅.彭梵得的《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頁）中，轉引了蓋尤斯的另一段話：“監護人所關心的只是不讓婦人的財產落入他人之手，是一種利己主義權力。“學者李富成在《男人：放下你的鞭子》（原載：東方法眼）一文中對此解釋道：古代的法律大多明確授權丈夫對可以毆打懲罰兇暴的妻子。羅馬法中也規定：妻子是自奴人，丈夫可以對她行使監護權。這里的監護權包含有暴力體罰之意。然而即使在古羅馬的蓋尤斯時代，家庭暴力已為人們所不齒。蓋尤斯在該書第二卷第112、113段中還寫道：根據哈德良皇帝批準而制定的一項元老院決議，女性似乎處于比男性要優越的條件之中，因為，不滿14歲的男性不能立遺囑，即使他希望在監護人的準可下立遺囑；然而女性在不實行買賣婚的清況下，只要不小于12歲就獲得立遺囑的權利。由此可見，婦女立遺囑的權利也優先于男性。后世的凱特. 米利特等美國女性從這里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將女權主義思想發揚光大（見其作品《性的政治》，鐘良明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十）蓋尤斯對奴隸的態度。列寧在談羅馬法典時，說道：“法律只保護奴隸主，唯有他們才是有充分權利的公民。不論當時所建立的君主國或共和國。在這些國家中，奴隸主享有一切權利，而奴隸按法律規定卻只是一種物品，對他不僅可以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殺死也不算犯罪”（見《列寧全集》第29卷，第436頁，轉引自陶希晉《新中國法制建設》，南開大學出版社1988年12月版）。蓋尤斯自己在《法學階梯》中確實也有將奴隸劃為有形物的范疇的記載。如第二卷第260段寫道：“每個人也可以通過遺產信托贈與單個物品，比如土地、奴隸、衣服、銀子、錢款等。”第三卷第210段又寫道：“如果某人非法殺死一名他人的奴隸或者一個屬于牲畜的他人的四足動物，他將被判罰按該物在當年的最高價值向所有主進行賠償。”但是，蓋尤斯在對有形物進行歸納時，是將土地、人、衣服、金子、銀子和其他無數物都歸入有形物。而蓋尤斯在該書第一卷對人進行劃分時，是將人分為自由人和奴隸的。由此，筆者有一個大膽的猜想：蓋尤斯是將自由人、婦女和家屬以及奴隸都歸入有形物之列。根據前文對蓋尤斯人法篇寫作脈絡的梳理，我們得知，奴隸在具備一系列法定條件下，也是可以獲得解放，從而轉化為解放自由人的。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蓋尤斯在《法學階梯》第18頁中又說道：“奴隸處于主人的支配權下。主人對奴隸擁有生殺權;而且所有通過努力取得的東西,均由主人取得。”“但是在今天，任何羅馬市民和其他一切受羅馬國家權力管轄的人均不得過分地和無故地虐待自己的奴隸。”這似乎是一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和人道主義思想在那個時代對撞所產生的折衷表達。因此，我國法學界的傳統說法（古羅馬的奴隸在法律上不屬于“人”的范疇，而屬于“物”，被稱作“會說話的工具”，根本無人身權可言；奴隸在羅馬法上不具有獨立人格，不屬于人的范疇，而是權利客體）在蓋尤斯時代已經失效了。
五、蓋尤斯在寫作方面的特點和存在的不足
(一) 在寫作方面的特點：
1.保持薩賓派的基本立場。根據前文的分析，蓋尤斯注重市民法，以市民法為主要研究對象，以大法官法和萬民法等內容為補充；在方法論上注重進化論精神，反對傳統的形式主義，不囿于法規的條文。
2.內容簡明扼要，非常通俗，且體系完整。其語句精煉、分析精辟，深入淺出，簡略得當。
3.務實精神：重實際而不專尚理論。根據前文的分析，當理論與實際發生矛盾和沖突時，蓋尤斯經常舍棄理論的要求而致力于滿足實際的需要。由于當時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限制，法律實踐尚不足以以理論上把包含在現象中的許多重要法律關系概括成普遍原則。他同其他羅馬法學家一樣，認為所有概念、定義不足以適應形勢迅速發展，“一切定義，在法學上都是危險的”。由此可見其求實精神之一斑。在闡明自己門派的觀點外，他經常援引對方門派的意見，而對于本派主張確信有失誤時，則能夠加以改正，不因門戶之別而文過飾非、堅持錯誤，顯示其實事求是的良好學術研究風尚。
4.創新精神：根據前文的分析，蓋尤斯在此書中首創了人法、物法和訴訟法三分法體例結構，物法用了兩卷內容敘述。把羅馬私法分為人法、物法、訴訟法三編，大體上奠定了近現代民法的結構體系。另外，他在此書中最早提出了“權利并無有形與無形之分”的著名論斷。
(二) 在寫作方面存在的不足：
1.對法學認識不夠全面,特別是對物法、訴訟法等內容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
2.缺乏希臘人所具備的抽象思辨能力,有的章節和段落敘述顛三倒四,不符合現代讀者的閱讀習慣。
3.由于過于追求簡潔，大部分時間是介紹羅馬法律制度和理論界的通說，沒有充分體現自己的思想。而且寫作缺乏文采，其文學素養和藝術造詣不及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先賢，也比不上羅馬共和國末期的西賽羅，更不用提拿它與近代格老秀斯、孟德斯鳩、貝卡利亞等思想巨匠相提并論。當然，這是古羅馬眾多法學家的一個共相。
4.反對法治，支持人治。蓋尤斯在論述中，其基本立場仍是為羅馬的奴隸制度辯護，為羅馬帝國的專制主義辯解。如蓋尤斯對前文所說的“君主諭令”所作的解釋（認為君主諭令具有法律效力，因為皇帝本人根據《王權法》獲得統治權），為帝政人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又如他在該書第一卷第一卷第14、15段中將參加反對羅馬共同體戰爭的戰敗者都稱為“歸降人”，而將參與反抗說成是“做了壞事”，且將此類人禁止變成羅馬市民和拉丁人，企圖在理論上極力維護羅馬帝國的專制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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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宋飛,1980年12月11日生, 畢業于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現在湖北黃岡市黃州區政府法制辦工作.
主要參考文獻
1、《羅馬法原論》，上下冊，商務印書館1994年6月第1版，周枏著
2、《西方法學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何勤華著
3、《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谷春德主編
4、《法學階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古羅馬）蓋尤斯著，黃風譯
5、《國家司法考試輔導用書》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版）
6、客觀誠信與主觀誠信的對立統一問題 ——以羅馬法為中心 作者：徐國棟，原載：中國民商法律網
7、“人身關系”流變考 作者：徐國棟，原載《法學》2002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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