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飛 ]——(2010-8-20) / 已閱57556次
接著，我們結合張騏的觀點，對法律解釋的方法作如下五種劃分：
1．文義解釋
文義解釋實際上是一種最古老的法律解釋方法。古羅馬法學家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蓋尤斯著，黃風譯）第290頁就曾寫道：古羅馬人在法定訴訟時期所采取的極端咬文嚼字的文義解釋，即《十二銅表法》第8表第11條規定“不法砍伐他人樹木的，每棵處25阿司的罰金”，如有人的葡萄蔓被人砍了，告到法官那里，他一定要說樹木被砍；如果說葡萄蔓被砍，那它就肯定要敗訴。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在《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貝卡利亞著，黃風譯）第12頁寫道：“刑事法官根本沒有解釋刑事法律的權利，因為他們不是立法者。”第13頁又寫道：“嚴格遵守刑法文字所遇到的麻煩，不能與解釋法律所造成的混亂相提并論。這種暫時的麻煩促使立法者對引起疑惑的詞句作必要的修改，力求準確，并且阻止人們進行致命的自由解釋，而這正是擅斷和徇私的源泉。”
學者葛洪義認為，文義解釋是指根據語法規則對法律條文的含義進行分析，以說明其內容的解釋方法。法律解釋通常都是從文義解釋開始的。法律是高度概括和抽象的，要理解法律的含義，首先就要從法律規范的文字含義入手。不過，也要注意，法律語言有時不同于日常語言。法律中難免會有許多專業術語，因此，解釋時要避免將專業術語當日常語言來解釋。
胡土貴將文義解釋分為語法解釋和字義解釋兩種。
他認為，語法解釋是指依據語言規范對法律規范所作的解釋。它通過對法律條文的語言結構、文字排列、上下文關系和標點符號等的分析，來闡明法律規范的內容和含義；
字義解釋是指對法律規范所使用的文字的含義所作出的解釋。字義解釋按照解釋的尺度不同又可分為字面解釋、限制解釋和擴充解釋。這一細化分類，被張騏歸為“法律解釋的種類”， 沈宗靈和葛洪義則將其歸為特殊的法律解釋方法。
字面解釋又稱嚴格解釋。胡土貴認為字面解釋是指嚴格按照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所作出的解釋。對字面的含義既不擴大，也不縮小。葛洪義也認為字面解釋是對法律所做的忠于法律文字含義的解釋，這種解釋不擴大，也不縮小法律的字面含義。筆者引用學者王三秀的舉例：刑法規定又聾又啞的人犯罪應從輕處罰，這里對“又聾又啞”和“從輕處罰”都采取既不擴充也不限制的字面解釋。學者蘇惠漁則認為，《刑法》第94條“司法工作人員”應解釋為指“有偵查、檢察、審判、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
限制解釋又稱狹定解釋、縮小解釋。胡土貴認為限制解釋是指對法律條文所作的窄于其文字含義的解釋。沈宗靈則認為限制解釋是指在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顯然比立法原意為廣時作出比字面含義為窄的解釋。葛洪義也認為限制解釋是指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較之立法意圖明顯失之過寬時，對法律條文所做的窄于其文字含義的解釋。它也是在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與立法意圖、社會發展需要明顯不符時，為貫徹立法意圖，反映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而設定的解釋方法。這種解釋的含義小于法律內容條文字面的含義。如1980年《婚姻法》第15條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這里的“父母”與“子女”都應作限制性解釋。前者所說的“子女”應限制在未成年且不能獨立生活或喪失勞動能力的子女，后者所說的“子女”應限制在已成年和具有勞動能力的子女。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將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罪中的“情報”解釋為“關于國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開或者依照有關規定不應公開的事項”，也是一種限制解釋。再如筆者引用的王三秀的舉例：公民有依法服兵役的義務，這里的“公民”也應作限制解釋。
擴充解釋又稱擴大解釋、擴張解釋。胡土貴認為擴充解釋是指對法律條文所作的廣于其文字含義的解釋。沈宗靈認為擴充解釋是指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顯然比立法原意為窄時所作出的比字面含義為廣的解釋。葛洪義認為擴充解釋是指當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過于狹窄，不足以表現立法意圖、體現社會需要時，對法律條文所做的寬于其文字含義的解釋。在我國，擴充解釋不是也不能任意擴大法律的內容，它是為更好地實現法律條文文字未能包含的立法意圖而設定的解釋方法。因此，它始終必須以立法意圖、目的和法律原則為基礎。這種解釋的含義比字面上要寬。如法律上使用的“領土”一詞包括領陸、領水、領空，就是擴充解釋。又如《憲法》第3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里的“法律”一詞應作廣義解釋，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等都包括在內。 又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處的“法律”解釋為“一切法律淵源”。再如《刑法》第341條（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中“出售”，解釋為“包括出賣和以營利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為”，也屬于擴充解釋。還有一個例子：《婚姻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離婚時，夫妻的共同財產由雙方協議處理；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根據財產的具體情況，照顧子女和女方權益的原則判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八條規定：“夫妻共同財產，原則上均等分割。根據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和財產的來源等情況，具體處理時也可以有所差別。”之所以規定了照顧女方權益的原則，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因為女方一般在家庭中承擔了較多的家務勞動，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九條包含了家務勞動價值應當認可的立法精神。從前引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釋來看，均等分割是離婚時分割夫妻共同財產的基本原則，但也可以根據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和財產的來源等情況有所差別。我們注意到，該司法解釋并未窮盡可以有所差別的情況，而是使用了一個“等”字，這就需要法官根據具體案情進行解釋，判斷什么樣的情況可以納入。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的郎貴梅認為：承擔家務勞動較多顯然可以作為多分割共同財產的一種情況，這也是符合《民法通則》所規定的公平原則。綜上，她對《婚姻法》第三十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八條來了一個擴張解釋：在離婚時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應當考慮雙方對家務勞動的承擔。筆者引用王三秀的一個舉例，2006年全國司法考試卷一也曾考及：父母子女有相互繼承財產的權利，根據對“子女”的擴大解釋，被收養的子女也有權繼承。最高人民法院將“搶劫金融機構”解釋為“搶劫正在使用中的運鈔車”，視為搶劫金融機構，這也是一種擴充解釋。
張騏認為文義解釋，又稱語法解釋、文法解釋、文理解釋（也有的稱為語義學解釋），是指從法律條文的文字、語法來理解其含義。可以有以下五種具體方法來確定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
（1）根據日常語言文字的含義來確定法律的含義。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日常語言是大眾進行思想交流的基本工具。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時候，一般要考慮本民族的語言習慣，根據語言規則表述法律要求，盡可能使法律規定得清楚、明確。因此，在解釋法律文本的時候，應當根據語法規則，從法律條文的最常用、最自然、最明顯的含義來解釋法律。如什么叫“占有”？學者徐國棟解釋為“能夠保持”；又如王三秀曾舉的例子：挪用公款罪與貪污罪最明顯的一個區別就是，挪用公款罪的“挪用”，顧名思義，就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
（2）掌握法律專業術語的特定含義。法律專業術語是法律工作者之間進行交流或在法律文件中表達特定事物、概念的語言，其含義不同于日常語言的字面含義或者不屬于日常語言，俗稱“法言法語”，如：法人、動產、不動產等。對于這類法律專業術語的解釋通常屬于正式解釋。一般應先由立法者進行定義。如2009年司考試題第51題：200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有關信用卡規定的解釋》規定：“刑法規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業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發行的具有消費支付、信用貸款、轉賬結算、存取現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電子支付卡。”，該解釋只是用法律語言對刑法規定的“信用卡”進行了明確清晰地下定義式界定，故屬于文義解釋。在實施法律的過程中，對有關的法律專業術語進行解釋的時候，應當遵循立法者的界定。有時會出現一些應當界定的法律專業術語而沒有界定的情況，司法者就需要對此作出界定。如2009年司考試題第11題：《物權法》第一百一十六條規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權人取得；既有所有權人又有用益物權人的，由用益物權人取得。當事人另有約定的，按照約定。法定孳息，當事人有約定的，按照約定取得；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按照交易習慣取得。”在這里，對“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重要法律概念含義的解釋，根據法律解釋方法的位階順序（后文將敘述到），首先應該首先采用文義解釋的方法。
（3）根據語境確定字面含義。幾乎所有民族的語言中都存在一詞多義或一義多詞的現象。有時為了確定一個字或詞的含義，需要結合它的語境或上下文甚至整部法律來解釋。
（4）根據個別事物與一般性用語的連用，確定包括同一種類的所有項目。比如，如果法條寫作：“貓、狗和其他動物”，這里的“其他動物”應當解釋為包括其他所有寵物。
（5）以類別中明文提及者為限。如果法律中明文提及某類東西中的一些具體項目，但沒有以一個一般性的類概念結尾，可以解釋為它無意包括同一類別中并未被提及者。例如：“周末與節日”，其中沒有提及工作日，因此應當解釋為不包括工作日。
文義解釋的特點是將解釋的焦點集中在語言上，而不顧根據語言解釋出的結果是否公正、合理。文義解釋在普通法系的國家曾經作為法律解釋的主要方法，也就是前面所講的俠義解釋的態度。其理論依據是三權分立的理論，即法律由立法機關制定，司法機關的職責是忠實地執行法律，實現立法機關的意愿，而對法律文本進行文義解釋是了解這種意愿的唯一途徑（見陳弘毅《當代西方法律解釋學初探》，《法律解釋問題》，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
結合沈宗靈的分析：筆者認為這里應注意，法律條文中經常使用專門的法律術語，不同于人們通常的用語。例如“罰金”與“罰款”在當代中國的法律中是有嚴格區分的（罰金是一種刑罰，而罰款則是一種行政處罰），但在日常語言中有時卻是通用的。當然法律是在社會中適用的。因此，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應考慮到用語的社會通用性。例如法律中經常使用“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不得擾亂社會秩序”等語句，社會公德、社會公共利益、社會秩序的具體含義是什么？故在適用時必須考慮到一般社會成員的理解。再如“善意”在法律上不是指慈善心腸，而解釋為“不知情”;“不動產”， 在法律上不僅指土地，還包括土地上的定著物，而所謂定著物，也有其功能性及經濟上的意義；“危險負擔”不是指自然意義上的危險，而解釋為“價金損失”。再有，法律條文中的語言可能是有變化的。例如“投機倒把”這個詞的含義在當代中國已幾經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一個貶義詞，泛指帶有盈利性的經商活動，近年來已發展到僅指現行法律規定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行為（參見劉敏學：《依法衡量經商活動》，載1993年2月22日《人民日報》）。當然，語法解釋也應注意法律的相對穩定性，如解釋時不可輕易改變或相互矛盾。最后，語法解釋通常稱為“法律本身如何說”，而不考慮立法意圖，但有時需要與以下講的邏輯解釋、歷史解釋與目的解釋結合起來，否則就可能會斷章取義。
2．黃金規則的方法
“黃金規則” 可理解為對文理解釋原則的修正。根據黃金規則，一般來說，法律條例應按其字面的、文字的最慣用的意義來解釋；但這不應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有一種例外情況，就是如果按字面意義的應用會在某宗案件中產生極為不合理的、令人難以接受和信服的結果，而且我們不能想像這個結果的出現會是立法機關訂立這法律條文時的初衷時，法院應采用變通的解釋，毋須死板地依從字面上的意義，借以避免這種與公義不符的結果。黃金規則限制了文理解釋原則的適用范圍，可算是一種中庸之道。但是黃金規則也有其本身的缺點。例如，對于案件中結果達致何種不合理或不公正性程度才足以排除文理解釋的適用，便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找到客觀標準。此外，在排除了文理解釋后，究竟應采用什么準則對有關法律條文進行非文理解釋，黃金規則并沒有提供指引（引自：陳弘毅《當代西方法律解釋學初探》，《法律解釋問題》，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以后）。
這一類型的解釋方法又可細分為反對解釋（又稱反面解釋）、補正解釋（又稱補充解釋）、類推解釋、合憲性解釋和社會學解釋。這里我簡單對前三種解釋方法作一簡單介紹。
反對解釋（又稱反面解釋），就是根據法律條文的正面表述，推導其反面含義的解釋。如《刑法》第50條前段規定，判處死緩在緩期執行期間沒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滿后，減為無期徒刑”。據此，緩期執行期間沒有滿2年的不得減為無期徒刑，此即反對解釋。又如《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同上，我們可以理解為：“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如果不知道該約定的，那么就以夫妻共同財產清償。” 這也是一個反對解釋。張明楷認為：反對解釋只有在以下兩種情況下才能采用：一是法條所確定的條件為法律效果的全部條件；二是法律規定所確定的條件為法律效果的必要條件。
補正解釋（又稱補充解釋），就是在法律條文發生錯誤時，統觀法律全文加以補正，以闡明法律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如認為《刑法》第63條中的“以下”不包括本數，則是補正解釋。張明楷認為：補正解釋必須符合立法目的，符合《刑法》的整體規定。在刑法解釋中，補正解釋不意味著將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解釋為犯罪。這是罪刑法定原則所決定的。
類推解釋又稱為類推適用和比照適用，有的學者又稱其為“類比推理”。在我國刑事司法領域內，一般是不適用類推的。我國1979年刑法規定的類推適用，存在多年后被1997年刑法所取消，原因就在于在刑事領域如果適用類推解釋，以一定的政策、公理和衡平的需要為基礎對一個規則進行類推，而不依據法律的明文規定，是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的。而在民事領域，為保證法律適用的公正，維護有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推動法律公正，一般允許類推。如《民法通則》第六條規定：“民事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應當遵守國家政策。”但從總的來看，這種解釋方法在許多國家都是不受鼓勵的。與此相類似的，還有法律推定和法律擬制。相比之下，法律擬制的概念更為重要，法律擬制在民事和行政法律領域是指是指基于公益的需要，對某件事實存在與否，依據政策、公理加以擬定。如向政府某部門提出某一申請，在規定時間內未得到答復，有時法律規定“視為”同意。相類似的問題還見于合同和繼承、公司和合伙企業轉讓股份等民商事法律領域（需要區分的是，前述的法學基本理論上的“法律擬制”的概念，與民事親屬法上的“擬制血親”以及民事主體法上的“擬制法人”，完全是兩碼事）。相應的民事和行政訴訟法學則將其稱為“答辯失權”理論，這一理論在現行的行政復議法中也有體現。在刑事法律領域，法律擬制的情形：如2007年司考試題：丁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屬于《刑法》第196條第三款的規定，按照盜竊罪處理。這是將本來的信用卡詐騙罪的一種情形按照盜竊罪來處理，屬于刑法理論上的法律擬制，不符合吸收犯的要求。如何理解上述說法？我國刑法學家張明楷在《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中寫道：“如果行為人盜竊信用卡但不使用，那么，被害人就不會遭受財產損失，故不能認定行為人盜竊了信用卡所記載的財產；信用卡本身作為有體物，其價值也不可能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故不能認定盜竊信用卡本身的行為構成盜竊罪。既然盜竊信用卡本身并不構成盜竊罪，也不觸犯其他罪名”，也就無法認為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行為屬于盜竊罪與信用卡詐騙罪的吸收犯或者牽連犯，因為吸收犯或者牽連犯的成立首先必須要有數個獨立的符合犯罪構成的犯罪行為。
3．歷史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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