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明泉 ]——(2002-5-11) / 已閱20661次
“人質型”犯罪的適用問題辨析
晉江市人民檢察院 柯明泉 陳志凡
近年來，以強行扣押“人質”脅迫他人履行一定行為為目的的“人質型”違法犯罪現象呈愈演愈烈的趨勢，已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問題。此類案件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不僅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利，而且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甚至已成為“黑社會組織”實施犯罪、牟取暴利的一種重要手段。因此，準確認定“人質型”犯罪，對于深入開展“嚴打”整治斗爭，維護社會安定穩定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下面，筆者謹就“人質型”犯罪的若干爭議問題作一探討。
一、“人質型”犯罪的立法概況
根據我國的立法，“人質型”犯罪主要有以下兩種：
（一）非法拘禁罪：
非法拘禁罪，又稱妨害自由罪。它是指以拘留、禁閉或其他強制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權利的行為。德國刑法典、法國刑法典、日本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加拿大刑法典、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現行刑法典中均有關于此種犯罪的規定。如德國刑法典第239條規定：“非法將人禁閉或以其他方法剝奪他人自由者處5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罰金。剝奪自由持續1星期以上或由于剝奪自由或其他同類行為致使被剝奪自由人重傷者，處1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情節較輕者，處5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罰金。因剝奪自由或其他同類行為致被剝奪自由人死亡者，處3年以上自由刑，情節輕微者，處5個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①其他國家和地區刑法中關于本罪構成要件的規定，均與德國的規定基本相同，我國刑法對非法拘禁罪的規定與德國刑法典的規定也大體一致，只是在法定刑的規定上略有不同。
根據我國《刑法》第238條之規定，非法拘禁罪是指非法拘禁他人或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②它具有如下幾個特征：一、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一般公民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均可構成本罪，后者要從重處罰；二、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即行為人明知剝奪他人人身自由是非法的卻故意為之。犯罪動機通常有“索還債務、挾嫌報復、逼取口供、炫耀特權、以勢壓人”等。不管出于什么動機，只要具有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均可構成本罪；三、本罪侵犯的客體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權利。侵害的對象是指任何依法享有人身自由權利的公民；四、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采用拘留、禁閉或者其他方法，實施了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非法拘禁他人的行為方式是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但只要是以非法手段，完全剝奪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均屬于非法拘禁。在司法實踐中，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一般應認定為非法拘禁罪。
（二）綁架罪
以勒索財物為目的，而綁架他人，俗稱“綁票”。它是近現代西方社會一種常見的犯罪，在舊中國更是青幫黑社會慣盜悍匪常用的劫財勒錢手段。新中國成立后曾一度絕跡。所以，我國1979年7月6日頒布的《刑法》也沒有設置綁架罪這一罪名。但是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經濟的飛速發展，綁架這一嚴重犯罪開始在我國潛滋暗長，且呈日益猖獗之勢，不僅嚴重地威脅著廣在人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而且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秩序。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91年通過了《關于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增設了綁架婦女、兒童罪和綁架勒索罪兩個新罪。1997年刑法修訂時，考慮到綁架罪的司法情況，立法機關把原來《決定》中的綁架勒索罪修正為綁架罪，其外延包括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或綁架他人作人質的行為。在國外刑法中，與我國的“綁架罪”類似的罪行主要由兩種：一是擄人勒贖罪，是指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綁架他人的行為。這也是各國刑法中較普遍規定的一種罪行。如德國刑法典第239條第1款規定：“詐騙他人或綁架他人，利用第三人對被害人的關心進行勒索或利用他人綁架而進行勒索的，處3年以上自由刑，行為人的犯罪行為致被綁架人死亡的，處終身自由刑或10年以上自由刑。③”二是扣留劫持人質罪，指綁架、劫持人質，以達到一定目的的行為，如犯罪分子搶劫作案后，劫持人質，要求警方讓其離開犯罪現場的行為。這是與《反對劫持人質國際公約》中“劫持人質罪”最為相似的一種犯罪，德國、日本、泰國、意大利、法國以及我國的臺灣地區的刑法典中均規定有此罪。其中較為完善的是德國刑法典，根據該法典第239條第1、2款的規定，誘騙或綁架他人，意圖以殺害或重份被綁架人的脅迫手段強制第三人為一定行為，或利用他人綁架而為上述強制的，處3年以上自由刑，行為人的行為致被綁架人死亡的處終身自由刑或10年以上的自由刑。④
我國《刑法》第239條，融合了外國刑法典的有關規定，把“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綁架行為、綁架劫持他人的行為和“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行為統一界定為“綁架罪”，即綁架罪有三種行為方式：一是“以勒索財物為目的”而綁架他人的行為；二是綁架他人作人質，以迫使第三人為一定行為的行為；三是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行為。同時，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綁架罪具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即凡達到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均可成為本罪的主體；二、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并且出于勒索財物等目的；三、本罪侵害的客體是公民的人身權利，在有些情況下，如“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綁架行為還侵害了公民的財產權利；四、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采取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綁架他人、勒索財物的，或采取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綁架他人作人質的。
在司法實踐中，“非法拘禁罪”與“綁架罪”這兩種“人質型”犯罪一般是比較好區分的，兩者之間容易混淆的是：“以索債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與“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罪”之間的界限。兩者之間具有許多相同之處：在客體上兩罪都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權利。在客觀上，兩罪均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非法剝奪他人身自由的行為，且剝奪的方法基本相同，即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在主觀上，兩罪均為直接故意，且均具有索取財物的目的。但兩罪也存在一定的區別：
（1）犯罪客體不同：“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綁架罪既侵犯他人的人身權利，也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利，屬于復雜客體；“以索債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由于是為了索取債務，因而不存在著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的問題，只侵犯他人的人身權利，為單一客體。
（2）犯罪目的不同：“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綁架罪的犯罪目的是勒索他人財物，而“以索債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的犯罪目的是，索回被他人所欠的債務。
（3）犯罪對象不同：“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綁架罪的被綁架人自身沒有過錯，被害人及其親人與犯罪人之間沒有債權債務關系；而“以索債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的被害人絕大多數欠債不還，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存在著事實上的債權債務關系。
雖然“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綁架罪與“以索債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之間既有相同之處，又有區分之處，但由于刑法規定的原則性以及具體個案本身的復雜性，在司法實踐中如何具體認定這兩種犯罪仍存在較大困難，因此有必要對此著重進行探討。
二、從主觀上認定的若干疑難問題：
《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三款明確規定：為索取債務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由此可知，區分“以勒索為目的”的綁架罪與“以索債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的關鍵在于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是否存在債權債務關系，犯罪人主觀上是否具有索取債務的目的。如果犯罪人出于所在的目的，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那么就構成非法拘禁罪。如果犯罪人是出于勒索財物的目的，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則構成綁架罪。但實踐中，債務形成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是否所有索取債務的行為均構成非法拘禁罪呢？對此實踐中爭議較大。
一是當債務明顯是非法債務時，是否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索債的目的，即當行為人為索取不受法律保護的非法債務而實施扣押、拘禁他人的行為時，應如何定性的問題。2000年7月21日晚，被告人陳某（晉江市羅山鎮）在羅山鎮福埔村圓盤附近的臺球攤與被害人程某打臺球賭錢，程某輸球后不付賭資，陳某即糾集他人持菜刀追上程某，并把程挾持到福埔開發區，后由被告人陳某使用IC卡電話向程某的家人索要賭資。在此類案件中，犯罪人主觀上以索取債務為目的，客觀上實施劫持、拘禁他人的行為，但其債務顯屬非法債務。對此理論上與實踐上爭議較大。有的觀點認為：這種索取非法債務的行為應定為綁架罪。因為賭債、高利貸、嫖債等非法債務不受法律保護，故劫持他人索取非法債務的行為應以綁架罪處罰⑤。有的觀點認為賭債、高利貸、嫖債等雖不受法律保護，但仍是一種債權債務關系，“劫持扣押人質索取非法債務”與“綁架人質強行索取根本不存在的債務關系”還是有區別的，故應以非法拘禁罪定罪量刑。這種認識上的不一致，導致司法機關對此類案件的認定也是不一致的，有的法院把這種行為認定為綁架罪，有的法院把這種認定為非法拘禁罪。為了統一執法，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13日公布的《關于對為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解釋》明確規定：“行為人為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238條的規定定罪量刑。”最高人民法院如此規定的理由主要是：行為人之所以實施扣押、拘禁行為，主觀上是要將非法債務索回，“事出有因”，并非出于勒索財物的目的。行為人的行為從特征上看，更符合非法拘禁罪的特征⑥。筆者贊成這種觀點，這里不再重復論述。
二是當被害人與犯罪人之間確實存在債權債務關系（無論合法或非法），但犯罪人扣押拘禁他人后，索取超出債權數額的債務。這種行為應如何定性的問題。如，犯罪嫌疑人胡某、馮某多次向債務人張某討要2萬元債務未果，遂騙走張某的兒子張某某，對張某某實行拘禁。并于次日向張某打匿名電話，向其索要人民幣13萬元。本案的定性頗有爭議：有的認為行為人所索要的13萬元應分為兩部分，其中，為了索要合法債務2萬元而綁架他人的行為應定為非法拘禁罪，而索要的超過合法債務的11萬元，實為勒索他人財物，應構成綁架罪，故應以兩罪數罪并罰。也有的人認為此行為并非單純為了索要債務，而是以索要債務為借口，以勒索在數額上遠遠超出債務的財物為真正目的。因此應構成綁架罪。筆者認為，本案犯罪嫌疑人胡某、馮某只實施了一個犯罪行為-------即只實施扣押綁架他人、勒索財物的行為，根據我國刑法罪數理論，一個行為只能構成一罪，所以犯罪嫌疑人胡某、馮某不可能既構成非法拘禁罪，又構成綁架罪，同樣也不能數罪并罰，只能以想象競合犯從一重罪論處，即以綁架罪定罪量刑，其中合法債務2萬元應從犯罪數額中予以扣除。對于此類債務的認定，筆者認為應根據案情區別對待，如果行為人索要的財物超出債務的數額并不多，與原來的債務的銀行存款利息及合理補償接近的話，那么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可認定為非法拘禁罪。如果，雙方在建立債務之初，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有提出類似超出數額的約定，可認定為非法拘禁罪。如果索要的數額明顯超出債務，那么應認定為綁架罪。最高人民法院也傾向于認為“行為人為索取明顯超出債務數額的財物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應認定為綁架罪⑦。
那么應如何認定“明顯超出債務數額”呢？筆者認為首先要查清雙方債務糾紛的起始時間，有無償債期限，有無關于償債數額上的合法約定，證據是否明確。并在此基礎上計算出索要數額與實際債務之間的差額。但是“明顯”的尺度應如果把握呢？有的認為應以“倍數”為標準，即如果索要的財物數額是實際債務的3倍以上，就可以認定為明顯超出。有的認為應以“盜竊罪數額較大”為標準，如果索要的財物比實際債務多2000元以上，那么應認定為綁架罪。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不盡合理之處。以倍數為標準來衡量“明顯超出”，如果實際債務未查清時，就不好計算索要財物與實際債務之間的差額，并且當實際債務較大時，司法實踐中也不好認定“明顯超出”。若以“盜竊數額較大”為標準來衡量“明顯超出”，那么難免會打擊面過大。筆者認為應以“侵占遺忘物”侵占罪的數額較大為標準，即以超出1萬元為標準。理由是，侵占罪的犯罪故意與“索要明顯超出債務的行為”的犯罪故意基本相似。
在處理此類案件時，還有這樣一種特殊情況，當犯罪人以綁架人質的手段，索取高利貸利息，并且這種利息明顯高于本金時，對此行為應如何認定呢？筆者，這種行為應認為綁架罪。因為高利貸是一種違法行為，其目的是為了獲取高額、非法的“利息”，而這種非法利息法律上是并不保護的，同時，高利貸從法律意義上看，并不屬于高利息者的合法所得，而是被害人合法財產。因此，高利貸者以綁架人質追索所謂的利息，其非法索取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十分明確。
三是扣押、拘禁他人索取根本不存在或難以查清的債務時，應如何定性的問題。如丁某與王某有多年的生意往來，后雙方在對帳時發生糾紛，但丁某認為王某欠其人民幣3萬多元而王某認為未欠，丁某經多次索債未果后，糾集他人將王某扣押，勒令其家人還款。案發后，雙方的憑證又無法查出是否存在債務。對于此類案件，筆者認為應根據實際情況，區別對待。如果有證據證明或憑常理推斷是客觀現象導致行為人認識錯誤，誤以為存在債務關系，而不是借口債務關系勒索財物，應以非法拘禁罪認定，因為對這種行為如認定為綁架罪，不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如果行為人主觀上是為索債，有證據表明債務根本不存在，行為人主觀認識錯誤的，也應認定為非法拘禁罪，因為行為人主觀上并非為了勒索財物，如果行為人明知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債權債務關系，以索債為借口扣押拘禁他人，應定綁架罪。
三、犯罪的既遂與未遂問題
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綁架罪與以索債為目的非法拘禁罪中犯罪行為都有兩個階段：扣押、拘禁債務人或其親友為人質；再向被扣人質的親友或債務人索債。有人認為此類案件中，行為人既然是以索債為目的，因此行為只有索債成功才能構成既遂，若行為人沒有來得及索取到債務便被抓獲，只能構成未遂。筆者不贊同這一觀點。因為：非法拘禁罪是行為犯，行為人只要是出于索債的目的。實施了扣押、拘禁他人的行為，并扣押一定時間即可認定既遂，并不需要等索債成功。同時，綁架罪亦是行為犯，只要行為人出于勒索財物的目的，實施了綁架行為，控制了人質即構成犯罪既遂。
四、關于共同犯罪的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有些案件是債權人親自實施綁架，非法拘禁人質的行為，但大量案件是債權人雇人討債，在社會上有許多所謂的“討債公司”專門負責為人索取債務，然后以所收債務數額按照一定比例收取高額費用。甚至有的“黑社會組織”卷入其中牟取暴利。由于替人索債具有巨額利潤，索債人往往不擇手段，而債權人為了索取債務，對于受雇人采取何手段并不過問。那么，受雇人索債的行為無論構成非法拘禁罪，還是綁架罪，債權人與受雇人應構成共犯。此時，債權人主觀上是故意，且一般是概括故意，無論受雇人采取何種手段，均在債權人的故意范圍之內，雙方構成綁架罪或非法拘禁罪的共犯。但是，如果債權人只要求受雇人索取其應得債務，而受雇人為了牟取暴利，而私自向債務人或其親友索取明顯超出債務的財物、中飽私囊的行為，應如何定性呢？筆者認為，應根據刑法理論，受雇人行為被稱為共同犯罪中的過剩行為（指實行犯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為⑧）。受雇人應對其犯罪行為負責，其行為構成綁架罪。而債權人對受雇人實行的過限行為不負刑事責任，只構成非法拘禁罪。同樣，債權人雇傭他人為其索債時，明確提出必須用合法手段，而受雇人違背其意志使用非法手段，則債權人不構成共犯。
注釋：
1、蕭榕主編，《世界著名法典選編》（刑法卷），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P417；
2、趙秉志主編，《新刑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P587；
3.4、同注釋1
5、單長宗、梁華仁主編、刑法《新刑法研究與適用》、P575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5出版。
6.7、《公檢法辦案指南》P522-54，警官教育出版社。
8、陳興良、《共同犯罪論》、P38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