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朝 ]——(2008-9-18) / 已閱18426次
中國的“法務會計”課題研究為什么會失敗[1]
于朝
筆者用“法務會計研究失敗”作為本文標題，一些學者可能會提出異議，畢竟我國從該名詞見諸刊物至今的十年內已經發表了300多篇文章，還有近10本的書籍，總字數已經超過300萬字。發表文章的總數量已經大大超過司法會計學幾十年發表文章的總和。這些“研究成果”還給一些學者、大學帶來了許多功名和可觀的利益，似乎已經取得了“學術”和財富的雙豐收。還不僅如此，一些大學甚至已經開設的本科方向、碩士研究生班，還培養了幾位博士。但是，如果從學術角度來評價“法務會計”研究所取得的這些不菲成就，可能就會得出另一個結論——研究失敗了。
一、中國“法務會計”取得“豐碩成果”的主、客觀因素
第一，概念炒作。許多“法務會計”作品都采用了商業廣告形式進行包裝和宣揚“法務會計”。比如：“二十一世紀的會計——法務會計”、“財務舞弊的克星——法務會計”、“注冊會計師是看門狗，法務會計師是警犬”、“司法會計僅限于大陸法系國家所用名詞，法務會計則是全世界通用名詞”、“法務會計=會計+法律”、“法務會計師=律師+會計師”等等。這種廣告宣傳的效果相當明顯，起碼讓會計學界的一些人士感到了這一新“專業”的光明前景，甚至連法學界的個別學者也被忽悠起來了。
第二，名人效應。最先炒作這一概念的是三位分別來自法學界和會計學界的知名學者。由于法學界大多數學者都知道Forensic accounting的含義，因而在法學界沒有造成多大的影響；會計學界則不同了，由于會計學界的絕大部分學者都不清楚Forensic accounting的詞義，加之高速膨脹的研究人才隊伍和課題資源“枯竭”所形成的科研課題的“賣方市場”，再由名人推銷，“法務會計”自然也就會成為被會計學界追捧的緊俏貨。
第三，浮躁的學術環境。概念炒作、名人效應等招數本應是商界的一套經營策略，在追求真理的學術界應當起不了多大作用。但近十年來我國浮躁的學術環境，卻使得這種商業運作模式能夠在學術界站穩了腳跟，也促就了一些“垃圾課題”的繁榮。以“法務會計”為例，如此之多的“法務會計”研究成果，如果剔除從舞弊審計學和司法會計學抄襲來的內容，其也就只剩下“法務會計”的概念、概念比較、發展建議等空洞的內容。花了十年的時間，耗費了數百學人的精力，就取得了這點空洞的“理論”成果，你能說這個課題的研究沒有失敗嗎？[2]
盡管一些學者“法務會計”論文的瑕疵頗多，但筆者絲毫不懷疑其中一些具備高學歷以及高級職稱的學者們的學術研究能力。如果從整個“法務會計”課題成果看，實際上絕大多數具有論證內容的“法務會計”作品（含文章和書籍）幾乎都存在相同的瑕疵（這也許會讓人有點不可思議）。換句話說，整個“法務會計”課題研究的失敗或許是導致學者們發表的“法務會計”作品出現大量瑕疵的學術背景原因（學者們錯選了課題）。那么，為什么“法務會計”研究會走向失敗呢？筆者以為，除了受不良學術氛圍的影響外，“法務會計”課題的自身虛偽性、引用國外瑕疵資料、研究方法不當等，是導致這一課題研究失敗的主要學術原因。
二、“法務會計”課題的虛偽性表現
探討“法務會計”課題的虛偽性問題，首先便涉及到“法務會計”名詞的來源問題。中國90年代末以前沒有這個名詞，被“法務會計”研究者們推崇的英美法系國家也沒有這個名詞，那么這個名詞又是從哪里冒出來的呢？如果是中國人創造的，那么是誰又為什么創造的呢？據筆者了解，截止到目前為止，除有司法會計學者撰寫文章探討過“法務會計”一詞的來歷外，還沒有哪位“法務會計”研究者解釋過這個名詞的淵源。但有一點應當是明確的，“法務會計”研究者中肯定有學者知道為什么將Forensic accounting翻譯為“法務會計”，只是出于某種原因還沒有公開罷了（筆者可提供參考的是：日文將Forensic accounting翻譯為“ほぅむかぃけぃ法務會計”，而這個日文名詞翻譯成漢語則是“司法會計”）。把“法務會計”列為課題，連這個名詞的來源都不清楚，你能說這個課題是實在的嗎？
這里給讀者一點提示：幾乎所有的“法務會計”作品都不解釋舞弊審計理論結構與“法務會計理論結構”的差異、舞弊審計活動與法務會計活動的差異。為什么？一解釋恐怕就會露餡。這一點證明起來非常簡單：中國目前已經發表的“法務會計”書籍，無非采用了兩種理論模式，一種是抄襲美國舞弊審計學的理論體系及主要理論內容，二是抄襲中國司法會計學的理論體系及主要理論。抄襲形成的作品與所抄襲內容通常有兩點差異：第一，抄襲美國舞弊審計學模式的，通常會使用Fraud Examination（舞弊審計）一詞的近似漢語翻譯方法（如“舞弊檢查”、“欺詐檢查”等），并將舞弊審計學中的最后一部分《專家證言》改稱法務會計鑒定（或法務司法會計鑒定等），在最后這部分中除抄襲一點美國專家證人資料外，理論上基本上抄襲了中國司法會計鑒定理論研究成果。第二，抄襲中國司法會計學理論體系的，則只是把司法會計一詞改為“法務會計”，將司法會計檢查理論的某些內容用舞弊審計學的理念加以修正。也就是說，多數情況下如果將舞弊審計與“法務會計”進行理論系統比較，人們自然會發現“法務會計”原來就是舞弊審計。這種用舞弊審計學、司法會計學（的部分內容）拚接所形成的“法務會計”，你能說它不虛偽嗎？
Forensic accounting一詞本來就是指“司法會計”——這是一門已經存在多年并已經有較為成熟的理論體系的學科。學者們喜歡“創新”，將其改稱“法務會計”本也無可厚非——因為在“法務會計”一詞出現之間中國的司法會計一詞就已經有了“法律會計”、“法會計”、“訴訟會計”、“司法審計”等等若干別稱，再多一個“法務會計”也無所謂。但問題似乎沒有那么簡單。“法務會計”倡導者們并沒有按照Forensic accounting原意去定義這一概念，而是通過偷梁換柱，把Forensic accounting定義為“非司法會計”概念，然后再用這個“修正”后的概念與司法會計概念進行比較，這樣就可以創立一門新的非司法會計的學科了。這種作為在學術界應當屬什么性質的作為筆者就不去評價了，但會計學理論會告訴我們這樣一個常識：會計學本身對會計的定義是五花八門的，而會計學并沒有因此而被分離為不同的學科。通過修正司法會計定義炮制而成的“法務會計”新學科，你能說它不虛偽嗎？
“法務會計”命題的形成過程可以歸納為：先將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會計”一詞（Forensic accounting，可直譯為法庭會計）翻譯為“法務會計”，然后全盤抄襲這些國家的舞弊審計研究成果作為“法務會計”的內容。由于該命題本身具有虛偽性，因而任何論證該命題的人都無可避免地陷入無法自圓其說的境地。
然而，“法務會計”課題本身的虛偽性卻也誘導了不少學者在模糊不清的概念下進行相關理論研究，這種所謂的理論研究能取得真理性的學術成果嗎？可以說，“法務會計”課題的虛偽性，是導致該課題研究最終走向失敗的學術根源。
三、照抄國外帶有瑕疵的“Forensic accounting”作品，形成以訛傳訛
國內“法務會計”作品的一大特點，就是都喜歡引用英美法系國家“Forensic accounting”的作品，且多數情況下都是直接作為研究成果予以引用或作為論證結論的根據，這是造成“法務會計”研究成果中出現謬誤的重要原因之一。國外Forensic accounting作品與國內司法會計作品有一點是相似的，即有些文章、書籍所表述的內容僅是作者的工作體會或做法，并非是學科理論研究成果。
我們先談理論引用問題：由于理論研究的程度不同，國內外有些司法會計理論研究者，或多或少的都會按照舞弊審計的思路研究司法會計的概念或工作內容，因而其發表的研究成果中將舞弊審計與司法會計混為一談的觀點比比皆是[3]。產生這類觀點原因主要是一些司法會計理論研究者出自審計學或會計學專家，他們當中的一部分學者受慣性思維或司法實踐經驗的某些影響，很容易在司法會計的概念、方法、程序方面出現理論瑕疵。英美法系國家的情況更是如此——因為他們往往缺乏司法會計系統理論的指導。另外，即使國外的研究成果中沒有瑕疵，而“法務會計”研究者如果沒有按照其理論原意理解的話，也會導致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現瑕疵。我們舉個例子：國外的作品中往往將舞弊審計與司法會計并列介紹，這本身只是從舞弊審計師執業范圍角度來介紹其可從事的兩項主要工作。最近有“法務會計”研究者驚訝地發現，國外有關“調查會計和訴訟支持”的說法，與我國司法會計“二元論”的主張有著驚人的相似。這一點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可驚訝的，因為Forensic accounting和司法會計本來就是同一事物。但是，如果你深入研究一下也許會發現：“二元論”中的司法會計檢查只是訴訟調查的組成部分，絕對不是具有獨立社會地位的舞弊審計活動（調查會計）；司法會計鑒定也絕對不是舞弊審計專家證人的證言。也就是說，司法會計學不是舞弊審計學。但如果國外學者不加分析的把“二元論”當作舞弊審計學研究結果給引用了，同樣也會導致其有關舞弊審計理論研究成果的瑕疵。
再講案例的引用問題，國外介紹舞弊審計案例比較注重的是技術方法的使用，有時也會把審計結果與法院的判決依據混為一談，比如：英美法系國家的舞弊審計師的專家證言往往會超出司法會計鑒定意見的范圍（中國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但對超出的部分法官并不作為判決依據。但是，法官沒有將審計報告超出鑒定意見的作為依據，并不是講法官的最后判決與其沒有采用的部分審計意見必定有差異。如果有差異，案件介紹則不會導致讀者的誤解，但如果沒有差異，則讀者可能就會誤認為法官是依據了這部分沒有被采納的意見作出的判決。舉個例子：舞弊審計報告認定某人貪污了多少公款，這部份報告內容顯然已經超出司法會計鑒定意見的范圍，但報告中的其他相關證據可能會被法官引用，且法官最后判決也是確認某人貪污了多少公款，這樣的案例讀者如果不加分析或深究的話，就會誤認為舞弊審計報告認定某人貪污多少公款的意見被法官采信了。
國外的很多“Forensic accounting”作品會存在著瑕疵，而國內的“法務會計”研究者又常常不分伯仲的大量加以引用，在研究中不僅沒有發現這些瑕疵，反而通過推導放大了瑕疵。本來這類“法務會計”瑕疵已經很嚴重了，國內的其他學者還要根據這些存在瑕疵的作品再進行發揚光大，推導出謬誤也就在所難免了。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有兩個：一是關于法務會計理論構成的，有知名學者將國外的司法會計專業的課程體系當作“法務會計”理論結構介紹給國內讀者，而國內讀者則將其發揮成“法務會計”與司法會計“理論體系”差異；二是有關“法務會計師”與司法會計師服務對象、立場等不同的結論，就是依據國外的舞弊審計案例，或者國外學者將舞弊審計實務當作Forensic accounting實務介紹的案例。總之，人云亦云、以訛傳訛，是“法務會計”課題研究走向失敗的研究手段原因。
四、無法選擇正常的理論研究方法
眼下，無論是會計學界還是法學界，實證研究都是頗為時髦的話題。如果追查一下實證研究的時髦原因，人們便會發現實證研究實際上是規范研究達到一定水平后為求得理論能夠繼續發展而產生的一種需求。現代實證研究通常需要以規范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念、方法作為依據和“靶子”，當這類依據和“靶子”在會計學、法學中積累到一定量時，就需要提倡通過實證研究來找出規范性研究的不足，進而推進理論研究的發展。可惜的是，目前“法務會計”的實證研究所缺乏的正是規范性研究的成果。缺乏依據和“靶子”，使得“法務會計”實證研究步履維艱。
如果再深究一下“法務會計”的規范性研究能否提供這樣的依據或“靶子”的問題——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很簡單：舞弊審計與司法會計是性質不同的兩類社會活動，通過理論研究已經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兩個學科——舞弊審計學和司法會計學。而“法務會計”僅采用其模糊的定義作為規范性研究的起點，也就只能將兩者進行“理論拼盤”，但兩學科的相對獨立性決定了“拼盤”的結果只能是出現一只“麋鹿”。這也是幾乎大多數“法務會計”作品都會存在著邏輯錯誤現象的根源所在。
“法務會計”研究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如果采用實證研究，會缺乏必要的規范研究結果作為其依據或“靶子”；而如果進行規范研究，又無法取得獨立的研究成果。那么，“法務會計”研究者只能另辟蹊徑了。在沒有找到更好的研究方法之前，“法務會計”課題研究的失敗也就在所難免了。
五、“法務會計”課題研究何處去
中國的“法務會計”課題研究失敗了，但并非說這個課題的研究過程一無是處。首先，這一課題的研究過程中吸引一大批會計學者關注了舞弊審計學和司法會計學，為中國舞弊審計學和司法會計學的理論研究網絡了人才，向筆者會大大促進中國在這兩個研究領域的發展；其次，這一課題的研究過程中，一些學者化了很大的精力翻譯了大量的國外舞弊審計和司法會計的理論與實務的研究資料，可供我國學者在研究這兩個學科時參考。筆者作為司法會計學研究者對這些學者的貢獻表示贊賞和謝意[4]。
課題研究的失敗，雖然給一些真正想做學問的學者造成了時間上、精力上的一些浪費，但學者們也應當積累了一些研究經驗和教訓以及舞弊審計學和司法會計學的知識。這部分學者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學術背景和研究興趣，重新確認自己的研究目標。或者研究舞弊審計學，或者研究司法會計學，這兩個學科在我國都有其很大的發展空間。但筆者建議，如果繼續研究“舞弊審計學”的話，最好直接引用英文名詞Fraud Examination，而不是Forensic accounting；而如果研究司法會計學的話，則完全可以繼續使用英文名詞Forensic accounting，這樣就名正言順了。
六、結束語
筆者愿意再次重申已經發表過的下列建議和批評“法務會計”的動因解釋，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1．尊重我國已經約定俗成50多年的專用名詞——“司法會計”。目前，我國相關法律、制度中涉及的類似事物大都被冠以了“司法”二字（如“司法鑒定”、“司法會計師”），司法鑒定管理制度中也已使用“司法會計鑒定”一詞。這種情況下如果把司法會計改稱“法務會計”，不僅操作起來有麻煩，也不便進行學術交流。
2．系統的探究一下我國司法會計學的理論研究成果及其發展歷程——尤其是較為成熟的 “二元” 司法會計理論體系，起碼可以避免重復研究。會計學者們如果能在批判的繼承已有司法會計理論研成果的基礎上，發揮自己的專長，投入到司法會計實務理論的研究之中，不僅會大有作為，而且還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拿出科學性與合法性兼備的司法會計鑒定操作理論，為司法實踐提供理論標準，也為司法會計專用技術標準的制定提供足夠的理論支撐。
3．在我國司法會計理論研究歷史上，由于缺乏基本理論的指導，走過了相當長的一段彎路，歷史上形成的一些錯誤理念對司法實踐所造成的不良影響至今仍在延續，這方面的教訓十分深刻。筆者一直關注“法務會計”的發展，也就“法務會計”的詞源、理論構成、對學術和實務的不良影響等一系列問題進行過探究和批評，目的僅是為了整合我國司法會計學的研究力量，防止研究者重復當年司法會計學研究所走的彎路。本文也是出于同樣的目的[5]，但在文字表述方面可能有些直白，還望學者們諒解。
文章注釋：
[1]本文節選于《從兩篇博士論文看中國“法務會計”課題研究失敗的原因》，略有改動。文章來源：司法會計博客，http://blog.people.com.cn/blog/s/22875
[2]好在“法務會計”目前尚主要是在學界進行炒作，除了造成學術上的一些混亂和對大學生、研究生們帶來了更多的疑惑或不良影響外，還沒有觸及司法實踐。如果把舞弊審計理念完全用于司法實踐的話，那情況可能就不一樣了，起碼會導致違法的甚至虛假的司法鑒定意見的泛濫。限于本文篇幅，實踐問題當另文探討。
[3]如果“法務會計”研究者對中國現存的司法會計理論研究情況稍加關注，就會發現仍有很多司法會計學者也都在試圖通過借用舞弊審計理論將司法會計活動獨立起來，這樣一來，司法會計師就可以獨立的解決“法律問題”，進而提高司法會計師的社會地位，但這樣做肯定是違反訴訟法理和法律的。
[4]筆者研究司法會計學20多年來，除了網絡外，基本上沒有機會接觸和考察國外司法會計理論研究成果。真正對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會計理論研究和實務的考察，還是借助于“法務會計”研究者給提供的資料，而且通過這些資料的研讀還發現了一個重要信息，就是中國Fraud Examination的理論研究成果較比英美法系國家領先了一步。
[5]為了表示對研究“法務會計”課題的學者們的尊重，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本文在引用其他一些學者的觀點和做法時，均未注明相關“法務會計”文章或書籍的名稱、作者姓名及作品出處，這樣做可能不符合相關學術規則，也請學界體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