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紅遠 ]——(2008-11-16) / 已閱30804次
十一屆三中全會與改革開放的偉大轉折
（楊紅遠，河南大學哲管院中共黨史專業2008級碩士研究生。475004）
【摘要】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一個偉大轉折點被載入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本文試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背景，會議的主要內容以及會議的主要意義幾個方面著手，簡要闡述和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何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這一問題。
【關鍵詞】十一屆三中全會 改革開放 撥亂反正 偉大轉折
2008年舉世矚目的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北京成功舉辦，中國體育健兒取得了中國體育代表團自參加奧運會以來的最好成績，國人為之振奮。中國人民的愛國心、自信心得到極大的提升，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得到極大的增強。中國通過成功舉辦奧運會不但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成熟、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同時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國歷經三十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豐碩成果。這一切偉大成就的取得，都應歸功于改革開放的正確國策。推本溯源，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正是始自于十一屆三中全會。2008年又恰好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在這一特殊時刻，我們重新回顧和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極其重要的會議，就更加具有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意義了。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背景
1976年10月，中國取得了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開始進入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然而從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兩年零三個月時間，黨和國家的工作出現了徘徊前進的局面。究其主要原因，從客觀上講，要在短期內消除十年的“文革”所造成的政治和思想上的混亂確實困難。在主觀上講則是由于當時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
華國鋒雖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有功，并在隨后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沒有從根本上認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特別是沒有認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關系。他認為既要繼承毛澤東，就不能否定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見和重要決定。從這種錯誤立場出發，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之后仍然堅持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
專政下繼續革命”①再者，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經汪東興決定、報華國鋒批準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華國鋒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制造和接受對他個人的崇拜。大肆宣傳“你辦事，我放心”和“要宣傳華國鋒同志”的毛澤東語錄。
在經濟工作方面，在華國峰主導下發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洋冒進”。破壞了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原則，加劇了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病態。以上事實充分證明，由華國鋒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是不可能的。
“兩個凡是”無論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極端錯誤和有害的。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②鄧小平的上述談話是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實現歷史性轉折的開端，也是全黨思想解放的先導。1978年5月10日，在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組織下，《理論動態》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11日又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在《光明日報》，從而在全國引起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鄧小平對此予以支持。這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對于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從“左”傾錯誤中轉到正確軌道上，起了巨大的推進作用，同時也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中共中央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這次會議認真討論了鄧小平提出的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的問題。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主張徹底糾正“文革”的錯誤,并為一些歷史冤案（如彭德懷、薄一波等）平反。鄧小平在閉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個講話實際上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基本指導思想。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鄧小平的評價是:“這次會議討論和解決了許多有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大家敞開思想，暢所欲言，敢于講心里話，講實在話。大家能夠積極地開展批評，包括對中央工作的批評，把意見擺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進行了自我批評。這些都是黨內生活的偉大進步，對于黨和人民的事業將起巨大的促進作用。”③有的學者將十一屆三中全會與之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結合在一起，分為三個階段：
（1）從1978年11月12日陳云在小組會上發言到11月25日華國鋒在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宣布對一系列重大歷史遺留問題的平反決定為發動階段，這個階段主要討論歷史遺留問題，也涉及對個別中央領導同志的批評，歷時14天。
（2）從11月26日到12月13日的小組討論為深入階段，主要議論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出現的種種不正常情況，對中央個別領導提意見，對中央領導機構和中央宣傳領導部門的人事安排提建議。時間為18天。
（3）從12月13日下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到12月15日下午工作會議結束;再從12月17日三中全會召開小組召集人會議到12月22日三中全會閉幕會通過全會公報，共7天，為總結階段。其間主要討論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醞釀增選、增補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名單，同時繼續發表前兩個階段沒有講完的意見。這種觀點非常明確地從另一個側面說明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要內容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169人，候補中央委員112人。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云、汪東興出席了會議。各地方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列席了會議。，這次會議突破了華國鋒原計劃只討論經濟問題的議題，開成了全局性撥亂反正和開創新局面的重要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重新確立黨的正確思想路線
全會認為，必須進一步繼承和發揚毛澤東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確立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會議高度評價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從根本思想上解除了“兩個凡是”的束縛，并且為克服“左”傾指導思想，恢復黨的優良傳統，為中國按正確方向尋求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全會在堅持實事求是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同時，按照歷史實際充分肯定毛澤東的偉大功勛。全會鄭重指出，黨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科學地認識毛澤東的偉大功績，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
（二）恢復并重新確立黨的正確政治路線
全會認真討論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會議認為應當及時、果斷地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決定，它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指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會議認為實現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并有利于它的提高。從根本上破除了不顧生產力發展要求，肆意改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左”傾觀點。全會明確指出黨在新時期政治路線的基本內容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進一步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行動起來，鼓足干勁，群策群力，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進行新的長征。”④會議決定撤銷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等所做出的錯誤結論，肯定了他們對人民的貢獻。提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全會決定永遠廢除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干部的方式。上述這些決定，實際上是對“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的否定，從而促使黨的政治路線能夠更好地轉移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
（三）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正確組織路線
根據黨的歷史經驗教訓，全會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法， 嚴肅黨紀。強調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反對突出個人和宣傳個人崇拜。這方面的決定對于克服“文革”對黨組織的破壞，克服兩年徘徊期間仍然存在的不正常現象有重要意義。為了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搞好黨風。全會決定并選舉產生了中共紀律委員會。陳云為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為副書記。為了加強黨的領導機構，全會增選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陳再到、韓光、周惠為中央委員，將來提請中共十二大予以追認。在全會結束后三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確立胡耀邦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胡喬木、姚依林任副秘書長，宋任窮任中央組織部長，并且免去汪東興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等職務。雖然華國鋒仍擔任黨中央主席，但是就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來說，鄧小平已經成為黨中央的領導核心。鄧小平在1989年6月十三屆四中全會前夕曾經說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⑤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他又進一步明確指出:“從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開始產生了第二代領導集體，包括我在內，還有陳云同志、李先念同志，還有葉帥。”⑥ 這就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提供了最有力的組織保障。上述一系列決定，標志著黨的正確組織路線的重新確定。
（四）全會提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問題
全會強調必須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加強國家各級機構的建設，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必須按照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法去解決，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局面。在人民內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實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壓制、打擊手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需要嚴格執行各種規章制度和勞動紀律。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保證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權.。
（五）全會指出要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問題
全會要求在幾年內逐步地改變重大的比例失調狀況，消除生產、建設、流通、分配中的混亂狀況，解決人民生活中多年積累下來的一些問題。針對“洋冒進”的錯誤，全會強調要做到綜合平衡，基本建設必須積極而又量力地循序進行。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開始清算農業工作中的“左”的錯誤，明確提出要“加強勞動組織，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制”，并對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等形式加以肯定。會議還提出了對外開放和重視科學的方針。全會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注意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大力加強四化建設所必須的科學教育工作。這些思想實際上是黨的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重要方針的開端。
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意義
陳云在三中全會閉幕會上的即席講話中說道:“三中全會和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開得很成功。大家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解放思想，暢所欲言，充分恢復和發揚了黨內民主和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認真討論了黨內存在的一些重大問題，增強了團結，真正實現了毛澤東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種種干擾，毛澤東提出的這種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很多年沒有實現。這一次黨中央帶了個好頭，只要大家堅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國實現。”⑦對這兩次會議給予充分肯定
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社會主義建設史上劃時期的座標。它之所以能夠成為劃時期的座標，是因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地總結了過去的經驗與教訓，并得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根本問題上，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從封閉轉到開放，從固守成規轉到各方面的改革。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功績，在于它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前提下，為必要的經濟體制改革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體制改革走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它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深刻闡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重新在全黨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它結束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后黨和國家工作兩年徘徊，步履維艱的困難局面，在領導工作中實現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自此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有步驟地解決建國以來的諸多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所出現的新問題，使中國在政治和經濟各方面都呈現出很好的形勢。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了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揭開了黨和國家歷史上的新篇章，當之無愧地成為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目前有這樣一種觀點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即把十一屆三中全會與辛亥革命相提并論，作為中國近代以來兩個最偉大的事件，或者將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新中國歷史的分界點，說1840到1949年的中國歷史與三中全會前后的兩個歷史時期并列構成中國的近代史、現代史和當代史。從表面上看這種觀點似乎是在抬高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但實質上它無視和抹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中國歷史上的劃時代意義，割裂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在社會形態上的內在一致性——都是社會主義社會，三中全會所確立的改革開放政策并不是要將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改變成另外一種社會，更不是要否定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而是要解決社會主義制度中一些不完善的問題，尋找出一條更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因此這種觀點只能是違背歷史事實的主觀臆斷和對三中全會實際上的貶低。
【注釋】
【1】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
【2】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6頁
【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面的140-141頁。
【4】三中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頁。
【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頁。
【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5頁。
【7】陳云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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