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少軍 ]——(2010-11-22) / 已閱67492次
毫無疑問，作為本案的中國當事人之一的Changhong（長虹），就美國商務部的最終裁定向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提起了訴訟。而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的判決內容告訴了我們，在這起涉及中國彩電的反傾銷案件中是如何具體適用非市場經濟地位條款的。
(2).原告Changhong（長虹）提起的訴訟。
a.關于對25英寸彩色電視機顯像管的價值評估。
美國商務部在通過第三國印度來收集替代市場信息時，通常是采用印度官方公開出版的每月外貿統計數據(MSFTI)來作為涉案產品生產要素的價值評估基礎。但是，本案中當商務部在對25英寸彩色電視機顯像管的成本作價值評估時，商務部采用的數據卻來自一個發布印度海關數據的民間網站(Infodriveindia)。Changhong（長虹）對商務部的這一做法在訴訟中提出了質疑。
Changhong（長虹）認為，商務部應當延續采用印度官方數據(MSFTI)的做法來對25英寸彩色電視機顯像管的成本作價值評估。
Changhong（長虹）在以下六個方面提出了質疑。
i. 商務部在以往的反傾銷案件中曾經明確拒絕采用非官方的Infodriveindia的數據；
ii. 商務部以往通常采用印度官方MSFTI的數據，現在也沒有可靠的理由來背離這一慣常做法；
iii. 商務部在其裁定中沒有就以下問題做出明確說明：Infodriveindia的數據來源是何處？ Infodriveindia是如何收集這些信息的？Infodriveindia在整理這些數據時，哪些數據經其整理后被采用了而哪些數據沒有被采用？
iv. 根據Infodriveindia發布的信息來源，其采用的25英寸彩色電視機顯像管的市場信息來自奧地利和法國，而奧地利和法國根本就不生產彩電顯像管；
v. Infodriveindia提供的進口產品信息的有效期間之開始日期比本案的法定調查期間早了八個月，在信息的有效性上存在瑕疵；
vi. Infodriveindia的數據沒有反映有用的商業化數據。
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在隨后的判決中，對Changhong（長虹）的上述質疑駁回了一部分，但也支持了一部分。
i. 原告（Changhong）并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商務部已經形成了不采用Infodriveindia數據的慣例。雖然商務部在以往的反傾銷案例中有過不采用Infodriveindia數據的事實，但這并不妨礙商務部在本案中采用Infodriveindia的數據。
ii. Infodriveindia的數據針對不同尺寸和型號的彩色顯像管分解成了獨立的數據組，而印度官方的MSFTI數據不僅涵蓋25英寸彩色電視機顯像管的市場信息，而且其他尺寸和型號的彩色顯像管的資料也混同在其中，因此，Changhong所主張采用的印度官方的MSFTI數據并不符合本案要求。再者，商務部在采集相關信息時，并不受單一信息來源的限制，相反，商務部需要做的是采集最合適的信息。單一的信息來源并不能總是提供最合適的案件所需的資料。
iii. 為了核實Infodriveindia數據的可靠性，商務部跟Infodriveindia的管理方取得過聯系，對方在電子郵件中答復說，他們的信息來源于印度海關的官方數據，他們每月一次從印度海關得到每一天的海關數據，而且他們只是如實地發布他們從印度海關所接收到的數據。在此，法院認為，商務部對Changhong在這個問題上的質疑已經作了準確有效的說明。
iv. 即使奧地利和法國不生產彩色顯像管，但是，因為奧地利和法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在奧地利和法國銷售的產品的相關市場信息可以作為合法的本案替代資料來源。
v. 盡管商務部認為，商務部采集的Infodriveindia的信息周期跟本案的調查期間基本吻合，但是，法院認為，商務部并沒有提供書面證據來證明這一點，并且法院也沒有找到相關證據。因此，法院將這一事項發回商務部重新調查。商務部必須就此提供書面證據以證明其數據采集中的商品進出印度海關的具體時間。
vi. 對于Changhong在本案中的第六點質疑，法院也判決中發回商務部重新調查，法院要求商務部提供證據證明其采用的數據反映了商業上的交易數據。
b.關于電視機揚聲器的價值評估。
Changhong在商務部的調查期間曾經提供了一份2003年1月的揚聲器配件采購發票。Changhong認為，該發票是印度彩電企業的揚聲器配件采購單據，并且該發票顯示的采購日期在本案調查期間，因此，Changhong請求商務部按照這一發票金額來計算作為彩電配件的揚聲器的價值。但是，商務部沒有采用Changhong提供的發票價格，相反，商務部在計算揚聲器成本價格時仍然采用了Infodriveindia的數據。
商務部在訴訟中對此予以了說明。商務部認為，使用公開發布的價格信息比特定的發票價格更具有參考性。因為，公開發布的揚聲器價格反映了最為可靠的市場信息。進一步來說，Changhong提供的發票價格只是反映了一個單獨的廠家所支付的配件價格，但這一價格并不反映整個彩電行業的通用價格。法院維持了商務部在本議題上的主張。
c.關于商務部不予采用Changhong從韓國和泰國這兩個市場經濟國家采購配件的市場信息。
Changhong提出，其從韓國和泰國這兩個美國認可的市場經濟國家采購了大量的彩電配件，這些配件采購價格應當作為生產要素的價值評估信息而在案件調查中予以采用。也就是說，上述價格是從市場經濟國家供應商實際采購的價格，并且這些價格是以市場經濟國家的貨幣支付的，這些價格信息在案件調查的信息采集中應當優先采用。
商務部在陳述中指出，商務部有理由相信韓國和泰國的政府對上述配件出口給予了出口補貼，因此，商務部應當采用一個替代的市場信息而不是采用一個因為出口補貼而被扭曲了的價格信息。由于商務部認為韓國和泰國保留了廣泛的無區別的政府出口補貼，因此，商務部拒絕采用Changhong提供的其從韓國和泰國采購配件的價格信息。
法院在判決中就此項內容發回商務部重新調查。法院認為，商務部用以證明韓國和泰國存在政府出口補貼的證據不充分。首先，商務部沒有能夠證明這些政府出口補貼在本案調查期間仍然存在。就韓國的政府出口補貼而言，商務部只是指出在本案調查期間之前，韓國存在某種政府出口補貼計劃。但實際上，韓國政府的出口補貼計劃是在1973年制定的，距今已經三十多年。其次，商務部也沒有提供證據證明上述兩個市場經濟國家的出口價格獲得了政府補貼。
(3). 小結。
以上三個案件中原告Changhong（長虹）的陳述和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的判決清晰地勾畫出了美國反傾銷法中“非市場經濟地位”條款在本案中的適用，也讓我們看到了美國行政權力在適用“非市場經濟地位”條款時所扮演的一個類似魔鬼的角色。
美國反傾銷法規定，在案件涉及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出口產品時，該非市場經濟國家廠商的財務會計資料和商品交易信息在案件調查過程中是可以被拒絕采信的。相應的，涉案產品的正常價值的計算必須基于一個替代國也就是美國行政機關認可的屬于市場經濟國家的第三國所能提供的所謂最合適的市場信息。美國反傾銷法還就第三國的選擇進行了具體的規定。但是，即使在一個符合美國反傾銷法要求的作為第三國的替代國，這個第三國的市場信息來源本身也存在多樣化，而哪些信息來源才是最合適的呢？美國反傾銷法對此并沒有明確規定，相反，把尋找最合適的市場信息的選擇權交給了商務部自行掌握。如前文所述，商務部甚至還有權拒絕采用該第三國的任何一部分信息，只要商務部認為這些信息不可靠。
在本案中，商務部以印度為第三國，從印度這個替代市場來采集涉案的中國彩電是否在美國市場構成傾銷的案件數據。但是商務部即便是在采集印度的市場信息時，也選擇了從印度的不同信息來源來采集相關信息，盡管商務部不予采納的印度的信息來源也同樣能夠提供商務部所需的市場信息。由此可見，在美國商務部計算涉案產品的正常價值以調查傾銷是否成立的過程中，商務部自身的價值判斷和價值取向具有較大的不可預見性，而這一不可預見性卻又恰恰可能左右對涉案產品正常價值的評估方法和評估結果，從而最終可能左右關于涉案產品傾銷是否成立、是否需采取反傾銷措施的行政裁定。
從立法角度來說，美國反傾銷法是非常細致的，對反傾銷案件的調查和審理在實體法上和程序法上都作了不厭其煩的規定。然而，即便如此，美國反傾銷案件調查和裁定機關在反傾銷案件處理過程中仍然保留了能夠左右案件結果的行政權力。這一行政權力來源于美國反傾銷法授權的行政自由裁量，雖然它是在美國浩如煙海的法律規定的夾縫中生存，但是，這種在夾縫中生存下來的行政力量對美國反傾銷案件裁定結果的可控力卻是不可小覷的。
（六）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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