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鵬龍 ]——(2009-5-2) / 已閱28282次
勞動權概念是勞動權理論研究的基石和核心范疇，但對于勞動權這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6】薛長禮：《勞動權論》，吉林大學2006年博士論文，第108頁。
我國學者眾說紛紜，觀點不一。筆者認為對勞動權基本內涵的明確界定是我們確定勞動權性質，價值以及勞動權保障的必然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背景下給予勞動者最大化保護的客觀要求。綜合國內學者對勞動權的觀點，大致有以下幾種：
1、“狹義說”。該觀點認為：(1)勞動權是憲法賦予公民的獲得有償職業勞動的基本權利，即勞動機會保障權，包括就業權和擇業權；(2)勞動權即工作權，是指具有勞動能力的公民支配自身勞動力，并要求國家或社會為其提供勞動機會的權利；（3）勞動權指的是公民按照法律的規定而享有的平等的就業機會權和職業選擇權。
2、“狹義、廣義說”。該說將勞動權分為狹義與廣義兩類，其中狹義上的勞動權是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能夠參加社會勞動并獲取報酬的權利；廣義上的勞動權則泛指勞動者因勞動而產生或與勞動有密切聯系的各項權利，除勞動就業權、取得勞動報酬權以外，還包括休息休假權、勞動保護權、職業培訓權、集體談判權、物質幫助權等等。
另有學者認為，狹義勞動權是指獲得和選擇工作崗位的權利，與工作權或就業權同義，具體包括職業獲得權、平等就業權和自由擇業權。廣義的勞動權是指勞動者依據勞動法律、法規和勞動合同所獲得的一切權利。
3、“勞權說”該說認為，所謂勞權，又稱勞工權益，指處于社會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在履行勞動義務的同時所享有的與勞動有關的權益。也有表述為勞權(Workers Rights)，即勞動者權益，又稱勞工權益或勞工權利，這是在國際勞工公約和市場經濟國家立法中的一個基本概念，指法律規定或認可的處于社會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在履行勞動義務的同時所享有的與勞動有關的權益。勞動者在個別勞動法律關系中享有的是個別勞權，個別的勞權主體是勞動者個人。勞動者在集體勞動關系中享有的是集體勞權，集體勞權的主體由勞動者和工會共同構成，并由勞動者委托工會行使。
4、“勞動權、勞動權利區別說”。該說認為“勞動權”主要指就業權和擇業權，而“勞動權利”是《勞動法》中使用的有特定含義的概念，相當于廣義勞動權。
5、“自益權與共益權說”。該說認為，廣義的勞動權可以分為自益權與共益權。自益權是勞動者僅為自己利益而行使的權利；而共益權是勞動者為自己利益的同時，兼為其他勞動者利益而行使的權利，包括：參加集體談判的權利，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罷工的權利，參加公司資本的權利，參與公司機關即公司治理結構的權利。
6、“層次說”。該說認為勞動權有兩層次：既可以是在國際法意義上的基本人權；也可以是一國國內法律制度中具體的法律權利。
7、“勞動基本權說”(或稱“社會基本權說”)。該說在我國臺灣地區較為流行，該說認為勞動權即工作權，是生存權的兩大支柱之一（另一支柱為財產權），歸屬于社會基本權體系。對未就業者而言，包括：接受職業訓練之權；接受就業服務之權；接受就業輔導之權；接受失業救濟之權。對已就業者而言，則包括：團結權；團體交涉權；爭議權。其中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團體交涉權）與爭議權又被稱為“勞動者之基本三權”，簡稱“勞動三權”。
李炳安老師在其《勞動權論》中，根據各學者界定勞動權概念的外延大小不同，把對勞動權的分別界定為“一權說”、“二權說”和“多權說”。
（1）“一權說”中勞動權就是就業權，是指公民能正常“享受平等的就業機會權和選擇職業的自主權”是要求“國家或社會提供勞動機會的權利”，即平等的就業機會和擇選職業的自由權，它不包括勞動報酬權。
（2）“二權說”認為勞動權包括就業權與獲得勞動報酬權。《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1984）》將勞動權界定為：“具有勞動能力的公民能夠得到有保障并有適當報酬的工作的權利”。該觀點不僅強調公民就業權，而且非常重視公民的勞動報酬權,并視為其他人權的基礎。
（3）“多權說”認為勞動權應包括多項權利，只不過各學者在界定勞動權外延時所持的范圍大小不同而已。或認為勞動權僅為自益權；或共益權也屬勞動權；
薛長禮老師在其《勞動權論》中認為目前學界關于勞動權的研究可以概括為三種研究思路：完全意義的勞動權、法條主義勞動權和法理意義勞動權。
縱觀各學者的觀點，在授課老師的耐心細致的引導下經過自己理性的思考之后,筆者對勞動權的界定有不同于各位學者的看法。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對于勞動權的界定并非易事，但首先應持有歷史發展的視角看待問題。因此筆者認為，要在改革和發展大背景下通盤考慮，立足于勞動者生存和發展的高度統一認識，兼顧社會公平和效率，促進和諧社會的建立與發展：勞動權是指有法定勞動能力的勞動者，通過使用勞動力進而創造價值的生存、發展權利和獲得勞動保障以及與勞動有關的自益權和公益權有機結合的綜合性權利體系或者權利束。其特征表現在一下幾個方面：
（1）勞動權是一個歷史范疇的概念，勞動權是勞動和勞動者權利的歷史結合。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勞動權并不是與勞動者以及勞動與生俱來的，也非啟蒙學者主張的天賦人權，也非后來的商賦人權，而是一個歷史實踐探索的兩大階級以及勞資雙方歷史斗爭的產物。因此筆者站在歷史角度認為勞動權是一個歷史性權利，而非與生俱來的。
（2）勞動權是人權的應然權利，也即人權重要內容。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可剝奪的資格，即人權。人權作為一個歷史性范疇的概念，其也并非與生俱來的，勞動權也正是隨著人權的全球關注和重視不斷突顯出來的人權的必備內容，人權事業的偉大勝利不僅是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更是人對自身的關懷。勞動權的產生，發展以及完善也正是人類人權的進步以及文明的發展，給予弱者的人文關懷和法律的肯定。
（3）勞動權是法定權利。勞動權是由憲法和勞動法所規定、由勞動法和其他法律所保障的權利。由憲法所規定的權利為勞動基本權。由于各國憲法規定上的差異，勞動基本權的內容不盡相同，但勞動權都包含狹義的勞動權，即工作權。勞動法是規定和保障勞動權的基本法律，大量的勞動權是通過勞動法來規定的。即便是勞動基本權，也必須通過勞動法加以具體化，才能保障實
（4）勞動權是一個由單一權利發展至復合權利的綜合性權利體系或者權利束。勞動權產生之初，并非包含現今各國憲法以及相關法律的規定的全面廣泛的權利。在李炳安老師《勞動權論》中把勞動權界定為“一權說”、“二權說”和“多權說”就是根據各學者對勞動權外延的界定差異來做的闡述。 勞動權是由一系列權利所構成的權利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各種勞動權按照一定的分工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發揮出權利系統的合力。從邏輯結構來看，工作權是基礎和前提，報酬權和福利權是核心，其他權利是保障。我國憲法第二十四條對勞動權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加強勞動保護，改善勞動條件，并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勞動是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光榮職責。國有企業和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都應當以國家主人翁的態度對待自已的勞動。國家提倡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獎勵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國家提倡公民從事義務勞動。國家對就業前的公民進行必要的勞動就業訓練。”具體表現：（1）獲得就業前職業培訓；（2）以主人翁的態度從勞動和科研：（3）獲取勞動報酬和福利：（4）勞動安全和衛生有保障；（5）參與勞動競賽和參加義務的勞動。我國《勞動法》將憲法中的公民勞動權原則細化為：(1)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2）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3)休息休假的權利（4）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5）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6）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的權利：（7）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因此對于勞動權的界定并不是把勞動權界定為單一的一兩個權利就能澄清其外延。
（4）勞動權是復合性權利其涉及人權的各個層次，是一種綜合權利。人權的內容與人權概念一樣，都是一個爭議較多的問題。人權的內容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劃分歸類。其中的一種劃分方式是把人權分為人身方面的權利、財產和經濟方面的權利、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權利。從勞動權的內容構成來看，勞動權涉及了人權的所有層次。屬于人身方面的權利有職業安全權、自由擇業權、休息權；屬于財產和經濟方面的權利有勞動報酬權、福利權和社會保障權；屬于政治、文化方面的權利有結社權、職業教育權、民主管理權和罷工權等。可見，勞動權既包含人身權、財產權，同時也包含政治參與的權利。發展勞動權必須從人身、財產、政治參與這三個方面作出努力。
在勞動權基本內涵界定的基礎之上筆者不得不談及勞動權的基本性質，即勞動權怎么定性的問題。對于勞動權的性質問題正如勞動權基本內涵一樣，各學者仍然觀點不一，百家爭鳴。這里不再一一羅列各學者的觀點。在基于以上對勞動權概念以及特征論述的基礎上，筆者基于勞動權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理論基礎前提下，站在國家本位，社會本位，個人本位“三本位”原則的角度，闡述自己的理解和看法。筆者認為勞動權屬于：
第一：勞動權首先屬于憲法化基本人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歷史斗爭已經證明勞動者權益的保護有赤裸裸的一無所有到法律給予特殊保護以及社會給予人文關懷，上升為基本人權。世界各國紛紛把勞動權寫入憲法，國際人權保護公約隨之展開對勞動者的支持。
第二：勞動權屬于法定權利。勞動權是由憲法和勞動法所規定、由勞動法和其他法律所保障的權利。勞動權并非與生俱來自然權利，也并不是天賦，商賦的權利，而是歷史發展一定階段法定化的權利。其有各國憲法規定，并且有其他具體法律保障。
第三：勞動權屬于生存權，也屬于發展權。勞動不僅是公民獲得財產的最基本途徑，而且是公民實現自我價值和自我完善的基本方式。因此，勞動權是公民生存和發展權中的重要內容。生存是人類的第一公理，人類的一切權利的享有都以獲得生存為前提。生存權賦予其他權利以意義，是其他權利之本。勞動權包括工作權、勞動報酬權、職業安全權和社會保障權，這些權利都有一個共同的功能，就是保障勞動者的生存和生活。確保勞動者健康地生存，有保障地生活，這是勞動權的生存理念。人類不僅要生存，更要不斷發展，發展同樣是人類的需求，是人類社會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不發展，社會就不會進步；不發展，就不能創造出日益輝煌的人類文明。
第四：勞動權是兼有自由權與社會權的雙重性質的權利。作為自由權之勞動權不僅是每一個人不可剝奪的自由，而且是關系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權利。
第五：勞動權屬于兼具公權、私權的社會權。在以古典自由主義哲學為指導，以自由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近代社會，強調意思自治，等價交換私法圣神和契約自由精神至上，作為私權利的勞動權由于私法保護不利進而上升為憲法的基本權利，并且注入了國家干預之公權力的因素，使得原有的私法勞動權趨向公權和私權兼具的權利，這也是以國家權力滲入私法領域為特點的社會法的客觀體現。
第六：勞動權是應有權利和實然權利的結合，或者一般權利和特殊權利的結合，或者是抽象性權利和具體權利的結合。勞動權作為人權的基本范疇，是每一個人應該無條件享有的不可隨意剝奪的權利，屬于應然性權利，一般性權利或者抽象性權利。我國憲法中規定的勞動權是一般意義上的應然權利，抽象權利（但不排除司法適用）,是基于“公民”的身份而享有的勞權。而勞動法規定的勞動權則是勞動者針對用人單位所享有的具體權利或者實然權利（以參加勞動法律關系為前提）, 是我國憲法勞動權的具體化，是應然抽象狀態經過具體化過程轉化為實然具體化的狀態。
第七：勞動權是一種相對權。具備法定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在正式參與勞動法律關系之時就意味著其應然勞動權開始實現，隨之與國家提供一系列資源的用人單位建立勞動合同，成就勞動關系，勞資雙方法律關系相對特定。勞動者的義務主體則是用人單位。但問題是具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因社會外界原因不能正常就業，勞動權作為一種相對權其義務主體因尚未參加就業而不能和用人單位形成特定勞動關系，因此筆者認為這里的義務主體依然是特定的——國家。國家是建立在人民讓渡權力基礎之上的為公眾提供公共資源和產品的實體，,公民有權要求國家必須制定和實施有關勞動保護的法律,其中必須規定有關勞動報酬、勞動時間、休息以及其他勞動條件的基本標準。同時也有權要求國家履行提供就業的機會以及與勞動權實現的其他義務。這是基于國家的建立的真正目的客觀要求，同時也是基于國家和人民之間的社會契約應有的內容。因此在尚未就業之前不能要求社會經濟實體提供就業機會。 由于國家客觀經濟以及其他環境的發展具有時代局限性，不能履行為勞動者提供就業等義務，但并不能否認勞動權作為一種含有公權性質之私權的本性，仍然是一種傾向于歸根結底的勞動利益的請求權。其義務主體是特定的國家，勞動者具有對國家的訴權。
對于勞動權的概念和性質的界定不僅是法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而且更是勞動權保障的必要前提。在澄清勞動權基本問題之后筆者不得不論述作為勞動權研究之終極目標——勞動權保障問題。
六：勞動權保障
權利的保障有廣狹義之分，狹義的權利保障僅僅指權利未受到侵犯之前存在的各種制度或者措施的保障，也稱為“事前保障”。廣義的權利保障除了事前保障以外，還包括權利受到侵犯之后的補救措施及其制度。即廣義的權利保障也包含權利的救濟的內容。筆者站在廣義的角度從權利保障主體的角度分別從立法機關的立法保障，行政機關的執法保障以及司法機關的救濟保障這三個方面闡述。
（一）立法機關的立法保障:從立法角度對勞動者予以平等保護，努力建構起勞動權保障的新型立法體系.
毋庸諱言，從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上來看，還存在對勞動者進行人為劃分的制度性規定，如戶籍、性別、編制等身份性區別，造成本地人員和外來人員、行政編制和事業編制、國家機關公務員和企事業單位職工，不僅待遇不一，而且還存在適用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等方面的區別。這些原本帶有身份屬性的規定，將勞動者群體人為地進行了階層劃分，使其中一部分處于整個勞動者群體的優勢地位，享受著國家相對完善的勞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保障，而對于更廣大的勞動者群體，則被排除在保護之外。由此我國勞動立法的思想還停留在勞動立法的階層化和身份化階段,這不僅和國際人權公約以及《同工同酬》公約規定不符，，而且與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權觀念和現代法治理念格格不入。具體考察我國現有的勞動立法，會發現我國勞動立法體系尚不完善，主要表現為缺乏立法的整體規劃，立法空白甚多，現行的勞動法律體系殘缺不全。現有立法多是在改革中出現問題后的應急產物，內部缺少協調性，外部缺少整體性，同時，人大立法甚少，行政法規雜多，立法層次低。此外，勞動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較差。勞工權益能否得到有效保護，不僅取決于法律設定什么樣的標準,而且取決于如何使已確定的標準得到有效實施。因此建立健全勞動法體系，加強立法，為勞動者提供全面可操作性強的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依據，在當前復雜環境下是至關重要的。
（二）行政機關執法保障：健全勞動監察制度，加大行政執法保障機制建設.
一部法律的制定的真正目的在于實踐。 一個國家的勞動法無論多么先進，如果沒有使之強制執行的勞動監察制度以及行政執法的保護，只能是一紙空文，無所謂法律可言。，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關系，最初是以私權原則構建的。勞資雙方在勞動力市場上，依照主體獨立、意思自治、等價交換等市場交易的一般原則，平等自愿地結成勞動關系。由于雙方實際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差別，這種形式上的平等背后隱含的是實質上的不平等。在以市場為調節的勞動力市場里，由于市場機制追求效率，而難以兼顧公平。而勞動法正是基于矯正這種不公平的需要產生的，為維護社會正義和社會穩定，以國家權力介入勞動關系，應是題中之意。勞動行政機關的執法活動是國家權力介入勞動關系的一種基本方式，它可以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維護勞動秩序和勞動力市場秩序，從而保障勞動權，建立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是當下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勞動權益的客觀保證的有力力量。
（三）勞動權的司法保障：完善勞動權的司法保障機制
權利之所以能夠被擁有，除了正當的被賦予之外，同時離不開權利的保障或者救濟。勞動權的司法保障主要是在勞動權受到侵犯時，由司法機關依其審判權，以其掌握的國家強制力及嚴格的法律，妥善解決勞動爭議，協調勞動關系，從而保障勞動權。無救濟則無權利，權利的實現必須有相應的救濟機制，勞動爭議處理機制是保護勞動者權利的最后屏障。 只有當個人遭受的侵權通過政府公平而可預期地得到了矯正，個人才能在法律上而不是在道德意義上享受權利。從總體上講，我國勞動權司法保障的范圍還較狹窄，還有諸多勞動權救濟的真空和缺失現象，對侵犯勞動權的法律責任的追究還有待加強，勞動權的爭議解決機制還有待完善。目前，我國勞動爭議處理機制仍然采用單軌制，即“調、裁、審”依次進行。這種體制的不足在于勞動爭議案件經過調解、仲裁和訴訟中一審、二審的全過程，不僅不利于糾紛的及時解決，而且容易造成積案。同時把仲裁作為訴訟的前置必經程序，排除了勞動爭議當事人對其它救濟渠道的自由選擇，同時有違于仲裁的自愿原則，增加了當事人的成本，還有限制當事人訴權之嫌,極大地妨礙了勞動者權利的救濟實現。因此建立健全勞動權司法保障體系迫在眉睫。筆者認為，對于充分保護勞動者權益，除了加強法院專業化機構的建立健全之外，不僅要加快憲法司法化的進程，而且在憲法以及具體的勞動法和相關法律中建立實體勞動訴權，并且具有有效保障實體勞動權實現的完備配套程序作為前提。
綜上所述，勞動權研究作為勞動法研究的邏輯起點，同時是勞動者權益保障的終極目的，在我國大力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之下，對于勞動權的保障尤為至關重要。正視我國勞動者權益保護中缺陷和不足，完善立法，堅強執法，建立健全司法保障制度，不僅是加強勞動法制建設的客觀要求，也是勞動權益全面實現的必備要件。
參考文獻：
1、李炳安《勞動權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第1版。
2、常凱《勞動權—當代中國勞動關系的法律調整研究》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3、夏勇《人權概念起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22
4、史尚寬《勞動法原論》1934年上海初版
5、徐建宇《勞動法新論》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
6、馮彥君《勞動法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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