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智名 ]——(2009-5-23) / 已閱20877次
（一）加強制度建設保護好公民權利來維護社會穩定
黨和政府應該轉變觀念，一切以人民利益為重，真正使人民群眾成為改革發展的受益者。黨和國家的施政方針，洋洋灑灑，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實際結合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何等地激動人心，鼓舞士氣。但是，經過一級一級的黨委政府的貫徹執行，最后很多變成了政策的對策，俗話說“好經都被歪嘴和尚念歪了”。有多少領導干部能象孔繁森那樣“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執行政策真正做到“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了嗎？有些領導干部前呼后擁地下基層考察調研，能解決什么實際問題？不給當地添麻煩就算好的。政府和官員的胡作非為層出不窮，按下百姓反應強烈痛心疾首的貪污腐敗先不說，僅以去年年末的“蘇州強拆報亭”小事件為例。看市委書記給出的拆報亭的理由：一是這些報亭這些年一直沒有經過審批；二是審批是區級政府的職能，為了整體規劃也是由區級政府實施拆遷的。政府一紙公文就將在多年的報亭全部拆除。難道區級政府不是市政府的下屬？政府就可以以錯易錯而不顧及百姓的想法侵害他們的利益？為了“公共利益”是政府亂作為的很好的名堂。無論如何，為了公共利益非要拆除報亭，也可以人性話一些的，要考慮到百姓被侵害的權利和受到的損失以級對報亭的公眾需求。中國的百姓并非那么刁鉆和強硬的。我們公民權利的現狀，類似于經濟上，“國家有錢了”，可離“人民的普遍富裕”還相差很遠。
在我看來，政治思想理論教育或者領導干部的內在素質，都不足以起到約束警示其廉潔奉公守法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作用，那要靠什么呢？我們認為靠得住的是制度。目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迫切需要，制度建設亟待加強。借鑒西方的憲政理論的合理部分，來完善我國的基本國家機構之間的關系是依法治國的一項重要內容。美國的政客常講“我們要用野心牽制野心”，即是以權力遏制權力。有權力就有野心，有權力就有腐敗，有絕對的權力就有絕對的野心和腐敗。我們要用制度約束人，使其在野心和腐敗的成本在與正確運用權力之間傾向于選擇后者。當他們行使權力侵害公民權利時，真真切切該付出代價的。如同平面之上三角形最穩定，這種框架是可以設計的。
（二）政府轉變觀念和職能，發揮維護社會穩定的力量
民主和法治是憲政中密切相關的重要內容。我們習慣于“青天大老爺”來“為民做主”，現在看要反過來，他們是人民的仆人，應該實行“民主”。近代的民主法治國家不能把國家的安全與社會的穩定寄希望于領導人的個人能力和魅力，不能因為領導人的變更而影響國家的安定，而是用一套完整實用的制度來延續政策的延續性和權力的平穩更迭。一個專制下的鐵腕人物更容易比一個憲政體制下的能力平平的領導帶給國家和社會穩定的風險。
在我國目前的體制中，雖然常提及“一府兩院”，但并非真正的并列關系，政府是和黨委、人大并列的。無論是人事、財政，司法機關都受制于地方政府，不可能不接受他們的管束。政府領導司法，司法行政化。政府因此就比較忙，管了不該管的事情。比如現在的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多是民眾可能還是喜歡找政府，尤其是依照司法程序難以改變的問題。上級司法機關不能作出改變，就找當地政府，因為他們認為政府可以管到司法機關的，政府也愿意越俎代庖。行政的決定就影響了司法，司法因為行政的介入而喪失威信。政府有權有錢，實在不行了，最后就來個花錢壓上訪，花錢買平安。在某些人看來，擺平就是水平。
這種狀況應該改變，限制政府權力，規范公仆政務。政府的歸政府，司法的歸司法。如果是因為法律上的問題，最終的裁決就應該由司法機關依法作出。政府包攬司法的事情，甚至寧可破財消災，損害了法律的權威，甚至助長了無理取鬧。某些部門忙而且煩，恐怕有些事情是自己找的。涉法涉訴信訪問題著重解決的是司法的不公，是法律問題，政府以錢代法，但是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如果不能做到每個上訪者的都得到錢，仍然不公平，都給錢，怕也給不起。我們不要堵塞、壓制、掩飾出來的表面穩定，而是要通過疏導、化解、消除而出現的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本質穩定。先賢大禹治水尚知疏浚河道，不能一味地封堵，堵只能解決暫時的問題，難免水流量大時沖垮河道。
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服務型政府，它以人本精神為理念，以行政法治為準則，以有限政府為模式，這與憲政所包涵的人權、法治、有限政府在價值追求、制度保障、外在形式上具有內在的契合性；同時，服務型政府所包涵的民眾參與的治理以及政府服務方式的社會化、市場化，均體現了一種民主參與精神，而憲政的價值追求與制度安排，也貴在建設、重在落實，這都離不開公眾參與，民主行政構成二者在建設途徑上的契合。傾聽公眾的呼聲，增加民眾的參與，有助于依法行政，有利于社會穩定。
“人民政府”是為人民而不是管人民的，我的政府應該由“大政府”向“有限有為政府”轉變，該是你管的管，該是你管的要管好，“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近幾年，我國的政府治理觀念有所轉變，很多單位由原來的“管理”都加入了“服務”的字樣，但是不僅要形式上的轉變，實質的東西更重要。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高效、有限有為、服務的民主法治政府。
（三）處理好黨、政府和司法機關的關系，保障法律的良好實施
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的相互關系，是政治體制改革與司法改革的共同難題。其難點在于如何既保證黨對司法工作的絕對領導，又不致損害司法工作應有的獨立性。
憲法與政黨之間的內在關聯是:一方面,憲法源于政黨,憲法是政黨活動的產物,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政黨制度塑造了不同類型的憲法制度;另一方面,政黨依賴于憲法,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尤其依賴于憲法提供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6] 黨和政府都要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行事，不得逾越憲法和法律。
保障司法獨立，既要靠黨的領導保障，也要法律制度的保障。改善共產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無非是把黨組織及其領導的注意力從個案的協調督辦轉移到對司法工作的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領導，將黨的主張貫徹到司法工作中去。黨的領導是，具體而言，司法機關是由黨委政法委領導的。目前政法委成為了黨內唯一一個直接凌駕于國家權力機關之上的專門組織。政法委在綜合治理、維護穩定、平安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領導職能和作用，對司法機關的領導應該是宏觀的原則性的，不該插手個案的評判。如果本來平穩的公檢法三角形的關系，政法委在外部施加一個作用力，整體就會沿著其推動的方向變化了。政法委員會對公檢法三機關工作的領導和協調，構成了一種對司法機關有約束力的權威。當具體的個案處理在公檢法三機關之間存在不同意見和做法時，政法委的協調作用變得非常重要。然而，三機關從意見分歧到協調行動，意味著其中某個機關要作出讓步，全部或部分放棄自己的主張。如果放棄自己的主張在具體的個案中意味著放棄法律的原則，那么，政法委的協調實際上削弱了司法的獨立。協調的過程，既是矛盾的解決過程，也是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的緊張關系的產生過程。在黨內，“法檢兩長”職位應高于公安局長，最起碼也應處于平級地位。公安機關領導不應兼任地方黨委常委和政法委書記，可以兼任副市長序列職務。既然政法委能指導協調司法機關，就能影響到司法，這里確實有個度的問題。在黨的領導和司法獨立的問題上，如何教好地處理好這兩者的關系，還需有識之士進一步探究。
司法的獨立本身既是現代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征，又是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
司法的不獨立，司法的行政化，容易受某些權力部門影響而致使法律被“瞎折騰”。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上，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提到“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全場報以會心的笑聲。當國內外輿論還在就“不折騰”的含義進行折騰的時候，現實生活的折騰接二連三，令人大跌眼鏡。富豪黃光裕被拘押之后，涉案高官鄭少東是“對負責企業正常經營的高管人員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的提出者。陳紹基正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實行特赦的建言者之一。或許他們的言論及建言當初聽來似乎沒有問題，卻經不起事后放到黃案背景下的聯想。官商勾結是否已進入影響政策制定、以政策保障聯盟利益的“高級階段”？隨之而來的是相關某省檢察院公布類似的關于幫助企業解困的意見。筆者絕非要惡意度人，更不認為該檢察院的初衷就是要為罪惡提供保護傘，但五個“正確區分”加上“六不準”，某些罪惡完全可以瞞天過海，甚至挾天子以令諸侯。更何況在中國，上綱上線是拿手好戲，打擦邊球更是蔚然成風。此處所謂的“不折騰”，主要意思應該是講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包括政策與法律的連續和穩定。眾所周知，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面對金融危機，司法機關半路橫刀殺出，是保障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還是讓某些企業、甚至有犯罪情節嫌疑的企業管理者得到蔭庇？種下龍種，收獲跳蚤，結局難以推測。還有某省高級法院院長要求法官脫下法袍走群眾路線。穿不穿法袍形式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實質——法官能否公正司法。
司法改革就要去除司法機關的行政化，有必要使中國的司法機關做到真正的獨立，并且司法官個人也要獨立，這樣才能保證司法官之上只有法。早就有學者提出司法機關實行省以下垂直管理，這或許是一個權宜之計。現在的行政訴訟法修改案因此就修改了原來的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審理行政案件，添加了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這一點，這是中國法治的一個很大的進步。
不僅要去除司法的行政化，還要對行政進行法律監督。在民主法治社會，政府和司法機關是并列的，其行為可以受到司法機關的監督和審查。在進一步醞釀司法改革的今天，行政執法行為是否可以明確納入法律監督機關檢察院的監督？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兩法”的銜接問題，雖然有已有相關規定,但從目前實踐看,各級行政機關的查辦案件數逐年增加,但真正進入司法程序的卻與之并不相稱。要想達到理想的效果，不能限于操作層面取得的進展，還要在體制層面取得突破。令人欣喜的是，“兩法”銜接工作得到充分重視，已被列入今年司法改革的重大課題。
（四）厲行法律監督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和“違法必究”
我們不講權力制衡，實行的是權力監督。以權力制約權力是一種內部監督，但是沒有以權利制約權力的外部監督更直接、更關鍵。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要求是“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有法必依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心環節，違法必究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保障。如何做好法律監督，確保正確行使權力保障權利，“有法可依”的中心環節要靠“違法必究”來保障。
法治所追求的價值是公平正義，正如羅爾斯在他的《政治自由主義》導論中所指出的，正義——“公平正義”——“構成了民主社會制度最恰當的基礎”。[7]不公平的社會就造成民眾的不滿，就會積攢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追求權力的公正行使，當以社會制約為保障。社會制約的實質是形成對權力的社會上的多元制衡，而不僅僅是權力之間的制衡，社會力量的監督也是不可或缺的。
現實中，執法落實和監督環節處于疲軟，在諸多行業領域都不同程度存在，如我國相繼頒布了20多部環保法規，可江河湖泊仍被污染的不成樣子；安全法規也不少，可缺少嚴格落實導致事故頻發；食品行業的法律法規更是規范，但監管缺位引發的食品安全問題，民眾憂“食”沖沖等等。法律沒有被落實和執行，這是立法的失敗，是有法不被信仰、不被尊重。
為什么會出現“有法不依”？一些執法者并不敬畏法律。有多少出了事情的領導，或者暫時壓下，避過風頭，或者異地調換，掩人耳目，身甚至很多帶病提拔，沒多久東山再起。只有建立國家機關行使權力的責任制度，包括責任追究和賠償制度，切實做到權責統一、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才能使權力行使者不敢恣意妄為。
在社會力量的監督中，網絡媒體遠遠勝于傳統媒體，在監督上顯示了其強大的力量，是一把極具威力的殺手劍。網絡使普通百姓真正擁有了自己的話語權，從而真正實現了公民的輿論監督權。網絡方便快捷，大大降低了普通百姓表達和傳播個人意見的“門檻”。網絡的匿名功能使得網民在表達個人意見時能暢所欲言、直抒胸臆，而不必有所顧忌。我國網民人數眾多，分布廣泛，網絡輿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
頻繁召開的各種會議上，發言十分鐘，八分鐘是贊歌，兩分鐘或許提出點實質問題，用法學名師房保國的話來說“貌似都是正確的廢話”。黑暗里滋生出來的東西見不得光，在了解社情民意，檢舉揭發，申訴請愿方面，網絡顯示了傳統媒體不可比擬的強大力量。盡管互聯網魚龍混雜，但不能因此抹殺它的貢獻和功勞，如今網絡已經成為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新聞來源和最早的黑幕揭發者。如果沒有網絡，不知有多少礦難難見天日，不知有多少食品安全事件繼續被忽視。所以，我們要感謝互聯網。雖然網絡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我們要善待網絡。某些人以各種名義限制封堵網絡，最終阻擋不了網絡監督的強大生命力。我們該創造更多的途徑，利用網絡的巨大優勢，讓各種言論都能加以充分表達，最終應當相信人民的判斷和選擇能力，才是合理的解決之道。“讓人民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只有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才不會人亡政息。”毛主席的這兩句話值得“狂頂”。剛剛被“雙規”的某省紀檢委書記說的很好——“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也該頂。
在經濟體制改革取得顯著成就的今天，與之相適應的，徹底解決上述一系列問題的有效之道，是搞好政治體制改革。
參考文獻：
[1]李步云著：《走向法治》，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2。
[2] ［奧］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141.
[3]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5。
[4]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P95。
{5]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P154。
[6]江澤民.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P31。
[7] ［美］約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萬俊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P3。
作者：王智名 男 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檢察院 311600 電子郵箱 kjq777@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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