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信任與法律》書評(2) —— 查看此書介紹

鄭也夫 2006-8-29 16:41:16

張維迎舉重若輕地討論了法律，顯示了他的理論素養。接著五種激勵機制，他討論了侵權法、合同法、財產法、刑法中的激勵機制問題。在刑法的討論中他分析了為什么民法和刑事法的區分是法律中的最基礎的區分。他從激勵效應上講述了區分二者的三個標準。一，行為的外部性。如果傷害的是一個人或少數人，他們能夠獲激勵機制去阻止傷害，賠償也可以提供激勵。而如果傷害的是很多人，但對每個人的傷害較輕，訴訟的成本又較高，就會形成“民不告”的情形，就很難建立激勵機制阻止這種行為，于是要靠“公訴”、要貫徹刑事法來提供激勵。二，可信性標準。嚴重的傷害，比如謀殺，不能靠貨幣賠償來了結，那樣完不成對犯罪心理的抑制（即激勵）。有時受害人已死，靠“公訴”更妥當。有時犯罪未遂，但社會要貫徹對杜絕此種犯罪的激勵。三，惡性報復標準。對于有些犯罪由政府實施懲罰，懲罰行為與受害人無關，報復行為就
不會發生。論述得很好。
但正是在這里出現了一個問題。張維迎在前面說過：“法律的首要目的是通過一種激勵機制，誘導當事人事前采取從社會角度看最優的行動。當事前的效率與事后的效率發生沖突時，事后效率應該服從事前效率……‘殺人償命’是合理的，并不是因為他在事后為受害人提供了補償，而是因為它提供了最有效的事前防范激勵。”這一說法似乎與他這里說的避免惡性報復相沖突。當然，作者可以解釋：他不輕視“事后”，但“事后”是第二位的。我覺得，“善
后”工作，是法律的一項絕非次要的任務。它可以抑制事件的惡果蔓延。“善后”與“激勵事前”很難說孰重孰輕。從發生學上來說，法律很可能是在“善后工作”中不斷完善的。而“后”與“前”并不總是分裂的，是互為因果的，甚至是合一的。公平與效率其實也是合一的。“殺人償命”其實就是歷史的遺產，它被繼承下來，說明我們仍然處在“善后”的陰影下，說明“心理事實”有時重于理性計算。
但是另一方面，我仍然覺得張維迎對“事前激勵”的強調的確擁有相當的解釋力。我在探討“人格信任”時曾說，人格信任就是根據一個人的過去推斷他的現在和未來，嚴格地說這樣推論是不合邏輯的，只是因為這是惟一的參照，才成了信任的根據。但是這種“不合邏輯”用“事前激勵”的理論來解釋就符合邏輯了——人們既然不太合邏輯地從我的過去推斷我的現在，那么為了我的將來的利益我必須作好現在的事情。于是控制系統完成了。總之，我認為“事前激勵”的理論是有意義的。但是“事前”與“事后”的關系是互動和辯證的。
我自覺這里和后面的“較真”，都有些“學究氣”。它更是服務一種學理，而不是社會實踐的。我相信，維迎是兼顧二者的學者，所以才不避學究氣。
人格、制度、信譽張維迎說：“我們可以從兩個維度對信任進行分類。一個維度是從信任的來源進行分類，信任的來源基本分為三類：一是基于個性特征的信任，二是基于制度的信任，三是基于信譽的信任。”個性特征比如相貌、血緣關系、個人品德……從信任的對象上來講也可以分為三類：第一是對作為個體的人的信任，包括個人之間的信任，第二是對由個人組成的組織（如企業）的信任，第三是對政府的信任。”（第9-11頁）我覺得，作為一個理論
體系的框架，這一表述好像很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談信任的對象。我覺得，政府同個人、組織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并列在一起無助于分析。嚴格地說，或者狹義地說，政府不是信任的對象。西方學者在討論政府的相關問題時多用legitimacy（合法性），不用trust（信任）。為什么他們單獨選擇了一個詞匯對待政府，而中國人通常用“信任”一詞，去分析不同的對象。我認為，是中國人對政府的性質沒有清醒的認識。但是
學者應該有這種自覺，有意識地表達出這種區別性。選擇政府與選擇合作對象（個人或組織）是大不相同的事情。認真地說，政府不是你選擇的。有時候，政府干脆就是暴力革命的產物，有的人極其擁護，有的人只好被動地接受。即使在正常的情況下，人們所能考慮的也只是權力的“出身”。而出身的合法性帶有時代特征。在古代如果按照長子繼承制，國王是從長子繼承到王位就是合法。在現代西方，如果是按照選舉程序產生的，就有合法性。二者都不取決于你個人同不同意，在民主制度中當選的總統可能正是你看不上的。而用于一個人同其他人或組織之關系的 trust（信任），則取決于你自己的判斷。政府是你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的東西，而與“信任”相關的是你可以選擇的東西。政府的舉措同社會信任有
程度不同的關聯。政府可以破壞社會信任。當它“撥亂反正”的時候，似乎又促進了經濟社會和信任的發育。而在正常情況下，政府維護社會秩序的平臺，社會生活與信任自然地發育，與政府不再發生直接的關系。一句話，政府不是信任的對象，但是研究信任問題，特別是在中國，每每要涉及到政府行為。
接下來談個性特征與信譽的關系。
張維迎將個人特征、信譽和制度一同列入“信任的來源”。我不太同意“來源”一詞。我覺得他這里講述的是信任的“根據”。如果說“來源”的話，信任應該是來源于發生重復性博弈的群體生活。這種生活需要信任，也可望產生出信任。比如古代的部落、宗族，再比如現代社會中的自愿組織和貨幣系統（它的后面是銀行組織和金融制度）。但是措詞是枝節問題，不多糾纏。張維迎將相貌、血緣關系、品德視為個性特征的組成部分。相貌其實是不能成為信任的根據的。信任是重復性博弈中的產物。以相貌來判斷往往是特殊情況下的行為，即在第一次遭遇時就必須決定。因此可以說，它是“前信任”時的不得已的行為。當獲取到別的信息的時候，相貌通常就后退到次要，乃至微不足道的位置。血緣關系則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生物學家證明了“血緣利他”的存在。血緣團體是人類最初的合作形式。由此才開始了合作的進化。合作需要媒介，信任是合作的媒介。血緣關系可以說是信任的根據，也可以說不是。因為它同其他的信任根據太不相同了。它是天生的、本能的。信任是同不確定性相對應的，而血緣關系中的互惠在很大程度上是確定的。除了作為合作的起點的意義外，血緣關系沒有更多討論的價值。品德，是個性特征中可以成為信任根據的最重要的、最具討論價值的東西。但是我恰恰以為，作為信任根據的品德和信譽幾乎就是一個東西。雖然現實中有多種類型的混合，但思維中的分類應該是有清晰的區別性的，那是思維系統的需要。個性和制度顯然是不相混淆的東西。信譽就有些麻煩了。信譽是抽象的。它要找載體，首先是尋找個性作它的載體。信譽是貫穿在他（它）們之中的，它不能脫離他們而存在。
信譽是什么？我在《信任論》中說：“聲譽是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機構的濃縮的歷史……過去是確定的，將來是未知的，‘現在’靠著與‘過去’的連手，超越未來的不確定性在心理上造成的疑惑。”在傳統社會中，人們生活在重復博弈的小群體中，所
謂熟悉就是了解一個人的過去，他的過去構成了他的“信譽”。當交換的圈子擴大，走到匿名的世界中，你不了解他們的過去，怎么辦？如張維迎所說：組織和制度的壽命比個人長久。你不了解不要緊，別人了解，一個組織的信譽就是眾人對它的歷史的記憶，接受它的信譽就是“從眾”。貨幣的信譽其實也不是政府帶來的，而是它此前的穩定的歷史，相信它也是“從眾”——人人都接受，你怕什么？人格信任的結構是：一個人的過去——熟悉他的過去——信任（或不信任）。制度信任的結構是：一個組織或制度的過去——大家都這么說——從眾——信任（或不信任）。
如上所述，個性特征與信譽有較大的重合部分，應該將之剔除。剔除后，信任的來源（我更愿意稱之為“根據”）是：血緣關系、信譽、制度。其實，人們通常強調的就是個人品德和制度。并且制度和信譽其實也有一定重合。但是張維迎的獨到見解是，“顯性激勵”與“隱性激勵”的功能與區分。顯性激勵是制度、法律與“正式的合約”。隱性激勵是信譽。這一見解很可能具有解釋的潛力。在信任問題上個人品德可以換算成信譽。那么，信任的來源是——血緣關系、信譽、制度，比較言之成理。信譽、制度、政府，則三位一體地構成了社會控制系統。其系列譜是：為了維護秩序的強制力（國家機器的力量）——誘導（顯性激勵，即正式的約定）——出于長遠利益的追求而自我約束（即信譽）。
中國是否是一個低度信任的國家福山說中國是一個低度信任的國家。張維迎不同意。張維迎說：“中國原本信任度很高……當然我們必須承認，今天的中國社會確實是一個低信任度的社會，但是我們絕不能因為自己吃錯了藥就懷疑祖宗的基因有問題。”他還論證到：中國面積大、人口多、歷史悠久，如果沒有信任，能成嗎？皇帝將權力委托給外人，中國最早有紙幣，也都說明了中國古代信任度很高（第9-11頁）。
但是我覺得，張維迎提到了福山，卻與福山的觀點不夠針鋒相對。針鋒相對的爭論更有助于思考的深入。
福山根本沒有研究中國大陸現代社會中的信任，他選取的案例是臺灣和香港。他認為中國大陸因政治制度的巨大變更，其文化傳統上典型意義不如臺灣香港。他認為臺灣香港的經濟增長只是靠著企業數量的增長，不是像美國、日本那樣靠著企業規模的增長。他認為經濟繁榮離不開大企業。為什么中國發展不起大企業呢？因為走不出家族制，信不過外姓人，不能將專家管理制度化。所以第一代繁榮的企業，在第二、三代就衰落了。美國、日本的企業即使是家
族創立的，在第二代大多都交出了管理權，只作股東，管理上完成了制度化。如果要反駁福山，首先要談的是，港臺的社會應該是沒有“吃錯藥”的，他們有沒有福山說的問題。如果論證出港臺社會沒有福山所說的問題，自然就駁倒了福山。如果港臺的社會確實有企業家族制的問題，并確實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就必須正視和解答這是不是中國文化中的問題。我對這個問題沒有發言權。我只是希望福山的挑戰者對準目標，即使作為看客，看到交不上鋒也是著急的。
張維迎接下來的回答似乎是有針對性的，即中國古代社會是高信任度的國家，其實還是不夠針對。福山認為，社會信任產生于社會中間組織，低信任度的國家歷史上大多經歷了強大的政治集權，集權之下的民間組織瀕于滅絕。而歷史上的封建國家要好得多，王權之下還有貴族。西方還有教會，中世紀晚期的西方城市中發展起行會。他們共同構成了王權與基層之間的中間層。我覺得，其實福山重點的判斷不是古代世界中封建制與集權制（順便和讀者說一句，中國古代自秦至清是皇權制，認為它是封建制是中國人現代歷史觀中的最大誤區），哪一個社會信任度更高？他應該清楚，這種比較超出他的知識結構。他所要做的其實是，比較這兩種制度向現代的轉型中，哪一種更容易造就出更高的社會信任度？他認定是封建制。福山的邏輯是干凈利索的。要挑戰，這里是關鍵。我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我在1988年就寫了“反傳統之反省”。我同意中國疆土廣大、人口眾多、歷史悠久而不瓦解，里面有需要揭示和解釋的重要道理。我討論過方塊字，討論過科舉制。張維迎也為此找到了一個理由：連坐制度。我覺得方塊字和信任沒有關系。連坐制同信任也沒有關系。科舉制同信任有關系，甚至是制度信任的最古老、最偉大的形式。不能說大就一定有高度信任在其中發揮作用，要具體說到信任在哪里。皇帝將權力交給了外人（官僚），是因為他們比親屬更可信，但是同封建制相比畢竟是收權，而不是放權。并且即使說皇帝同官僚的關系是信任，也是一種特異的信任。要用它證明社會的信任度，不是易事。紙幣和票號應該是較高信任度的更好證據。但是尚需深入下去，弄個究竟。今年十一長假，與妻子去鳳凰古城。看到沈從文先生墓碑上的挽聯：不屈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沉思良久。子曰：見賢思齊焉。星斗其文，實在高不可攀。但是看到好書，不避吹捧之嫌，也要稱贊；
看到疵瑕，不怕傷害情面，也要指摘，甚至冒著貽笑大方的風險——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孩子。
寫了這么多文字，說明我認為這是一本好書。我希望聽到維迎對我的意見的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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