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志強 ]——(2009-9-5) / 已閱23223次
從刑法視角談虛假訴訟行為之界定及定性---由三則民事案例展開
付志強 葉鵬
論文提要
隨著人民群眾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的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人運用訴訟手段來解決矛盾和糾紛，伴之出現的是一些不良的訴訟副產品也隨之涌入法院，當事人濫用訴權提起虛假訴訟就是其中的表現形式之一。虛假訴訟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然而由于我國刑法對此行為沒有明文規定，不但實踐中對虛假訴訟行為的定性認識不一，處理方法各異，而且刑法理論界對此也分歧較大。本文擬從刑法視角出發，通過幾則具體案例從訴訟雙方有無預謀、結案方式、訴訟本身、訴訟實質、案件發生的范圍等方面比較虛假訴訟與訴訟欺詐的區別，以此來分析虛假訴訟行為在實踐中應如何界定，并對虛假訴訟行為應如何定性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虛假訴訟行為能構成犯罪，但不應定性為敲詐勒索罪、詐騙罪，而應定性為妨害司法類犯罪中的偽造證據罪。長遠而言，應在立法上將該類行為單獨另列罪名，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全文共9768字。
隨著依法治國進程的不斷加快，人民群眾的法律素養不斷增強，運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人逐漸增多，法律已成為人們解決爭議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與此同時，一些借助訴訟這一合法形式來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虛假訴訟現象也隨之出現，并呈愈演愈烈之勢。2009年7月7日，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在《經濟說法》欄目中以《無中生有的官司》為題對浙江省玉環縣周宗長夫婦虛假訴訟案進行了專題報道，說明此種現象已逐步走進人們的視野，并越來越多地引起社會的關注。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僅2007年以來，浙江省臺州市兩級法院就發現查處虛假訴訟案件59件，涉案金額高達3900余萬元 ；截止2008年5月份，浙江省已經法院審理確認屬于“虛假訴訟”的案件達107件 。然而，對于這種嚴重危害社會、侵害審判權威，妨礙法院正常審判活動的虛假訴訟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應如何定性，因我國刑法沒有明文規定，致使司法實踐中的處理方法不盡一致�，F實中出現的問題亟須理論上作出回應，對虛假訴訟行為進行科學的界定及定性已成為刑法理論和實踐中無可回避并亟待解決的問題，筆者擬就此問題略陳管見，以期有益于我國刑事法律的健全與完善。
一、司法實踐中虛假訴訟的案例
案例一：浙江省玉環縣的周宗長因欠下巨額債務，其中一位債權人將他告上法庭。案件很快進入執行階段。由于周宗長沒有自動履行法院生效判決，法院對其房屋作出拍賣裁定。為躲避債務，逃避法院執行，周宗長以自己或妻子的名義寫好全部虛假或部分失實的數十張欠條，通知了一批債主，并聯系多位親戚朋友，讓債主和親友拿著自己打的借條到法院起訴自己。自2008年4月10日起，玉環縣法院陸續受理了以周宗長及其妻葉金柳為被告的案件53起，總標的達到533萬元。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引起辦案法官的注意，立即對周宗長夫婦的經濟狀況進行調查，發現了他們與人串通提起虛假起訴的大量證據。查明事實后，法院將案件移交公安機關處理。10月27日，浙江省玉環縣檢察院以妨害作證罪，對周宗長、葉金柳提起公訴,法院審理后認為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當庭以妨害作證罪分別判處周宗長有期徒刑1年6個月，葉金柳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6個月 。
案例二：2005年1月21日，江蘇省宜興市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民間借貸糾紛案。原告王志訴稱宜興市陶都進出口公司欠其現金95萬余元，被告對此事實當庭承認。開庭僅15分鐘，雙方就達成和解協議，并一同到銀行通過轉賬的方式辦理了還款手續。幾分鐘后，案外人黃文打電話聯絡主審法官，稱被告賬上的錢是他暫時放在被告賬上的，原、被告是串通好了利用訴訟將這筆錢劃走。后經過法院調查，認定原、被告雙方系虛假訴訟，對雙方予以司法拘留 。
案例三：2007年6月15日，河南省寶豐法院受理了一起離婚案件，在6月20日的調解過程中，原告王某與被告何某均同意離婚，且協商一致，家庭共同財產庭院式住房一套、單元式住房一套及房內所有物品和夫妻共同存款30余萬元全部歸被告何某（女方）所有，原告（男方）王某同意放棄所有財產，且自愿承擔共同債務60余萬元，當法官對調解過程的異常順利而感到蹊蹺時，原告解釋說與被告已分居多年，因被告一直不同意離婚，所以才放棄財產并承擔債務，以此來換得女方同意。后經法官調查，發現王某作為另一起借款合同糾紛案件的被告已經敗訴，案件因王某的上訴現在二審之中，且查明原、被告雙方離婚后仍然在一起同居生活，其鄰居也并不知道兩人已離婚的事實。因我國法律對此無明文規定，故法官放棄了對兩人的責任追究，只是提醒了另一起案件的原告某金融機構，建議他們將何某追加為共同被告。
從以上三個案例，可以看出他們之間存在著共同的特點，即三個案件的當事人均系通過虛構事實，偽造證據，隱瞞真象的方法，意圖通過法院的裁判來達到其非法目的。然而對于三個相同性質的案件，法院卻作出了不同的處理結果，究其原因，在于我國立法對此行為無明文規定，造成司法實踐中對此類行為應如何界定，應否擔責，應承擔什么責任理解不同，因而對其行為的處罰方法也結果各異。
二、虛假訴訟行為的界定
目前，對于虛假訴訟行為應如何界定，司法理論界和實踐界認識不一。如日本有學者認為訴訟欺詐也稱虛假訴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訴訟詐騙，是指欺騙法院，使對方交付財物或者財產上的利益的一切行為。狹義的訴訟欺詐，是指行為人將被害人作為被告人而向法院提起虛假的訴訟，使法院產生判斷上的錯誤，進而獲得勝訴判決，使被害人交付財產或者由法院通過強制執行將被害人的財產轉移給行為人或者第三者所有 。而哈爾濱市南崗區委黨校的楊玉秋老師認為，虛假訴訟是行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利用虛假的證據，提起民事訴訟，破壞法院的正常審判活動，促使法院做出錯誤的判決或裁定，而使自己或他人達到獲得財產性利益目的的行為 。王博老師則認為，虛假訴訟是指當事人為了達到非法目的，故意虛假訴訟主題、法律事實或采取隱瞞證據，偽造證據等手段，提起不具有實質爭議的民事訴訟致使法院做出錯誤的裁判，以達到損害其他民事主體合法權益目的的違法行為 。有學者也進一步從廣狹兩方面進行理解，認為狹義的虛假訴訟是指，行為人以提起民事訴訟為手段，做虛假的陳述，提出虛假的證據或串通證人提供偽造的證據，使法院做出有利于自已的判決，從而獲得財物或財產上不法利益的行為；廣義的虛假訴訟則不僅限于提起訴訟騙取財物的情形，還包括基于其他動機在訴訟活動中實施的形形色色的欺詐行為 。還有學者認為所謂虛假訴訟，就是訴訟詐騙。
筆者認為，以上對虛假訴訟的定義均不夠全面準確。如要準確界定虛假訴訟，首先應明確虛假訴訟的概念。在《漢語字典》中，虛假指：“假的，不真實的；與實際不相符的，”由此可見虛假訴訟，就此本質而言應是整個訴訟都是假的，是與客觀實際不相符的。同時，虛假訴訟的目的也不應僅限定于當事人為達到財產或財產性利益的目的，如雙方當事人為規避計劃生育政策而提起假離婚訴訟，其目的就不是財產性利益。因此，所謂虛假訴訟，應是指雙方當事人為達到非法目的，規避法律規定，故意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采用偽造證據的方法，提起不具有實質性爭議的民事訴訟，誘使法院做出錯誤的裁判，以達到其非法目的的行為。其主要特征是三個虛假，即訴訟主體虛假，案件基本事實虛假和關鍵證據虛假。換言之就是整個訴訟的實質是虛假的，雙方不具有實質性的爭議。
其次，應明確虛假訴訟與訴訟欺詐的關系�？v觀訴訟欺詐和虛假訴訟的概念，可以看出兩者似乎是同一概念，解釋的是同一問題，都是利用虛假的方法，采用欺詐的手段，促使法院作出錯誤的裁判，以使自己或他人獲得某些利益，但筆者認為，兩者卻并不完全等同，具體區別如下：
1、從訴訟雙方事先有無預謀來看，虛假訴訟的訴訟雙方一般事前存在惡意串通，如前述三個案例中，原、被告雙方事前均有預謀；而訴訟欺詐的原、被告雙方卻不一定事先預謀，有時訴訟的另一方并不知情。如河南省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田強于1999年11月退出該公司。2001年5月，社會人員李鳴拿著一份售房合同及收據起訴該公司，要求法院判令該公司退還所收房款17萬元及利息。田強冒充該公司簽收了法院送達的訴訟副本、應訴通知書。開庭時該公司因此未能出庭，法院判決李鳴勝訴，判決生效后，法院強制執行時，該公司才知道這場官司 。此案即是典型的訴訟欺詐，然而該案中該公司卻并不知情，與原告也無串通。
2、從結案方式來看，虛假訴訟的訴訟雙方之間因不具有實質性的爭議，所以雙方一般較為默契，不存在激烈的訴辯對抗場面，案件也多以調解方式結案，且履行較易，如前述三案例。而在訴訟欺詐案件中，在訴訟雙方沒有預謀的情況下，一般多以判決方式結案。如甲、乙合開A公司，與B建筑公司有經濟來往，B公司因業務原因向A公司借款400萬元并寫下借據。其后B公司陸續還款，最后尚欠20萬元，遂將一價值20萬的建筑工程折抵欠款還給A公司，但未要回借據。因甲、乙借丁錢未還，丁欲起訴甲、乙，甲、乙遂將20萬元的借據轉讓給丁，要求丁起訴B公司，否則不還錢。丁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起訴。后案發，甲、乙均被公安機關逮捕 。本案后，B公司和丁即不可能調解結案。
3、就訴訟本身來看，虛假訴訟的本質是虛假的，訴訟只是當事人雙方為實現非法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其侵害的多為案外人利益或國家政策、法律規定，如借離婚為名逃避債務，規避計劃生育等；而訴訟欺詐中，就訴訟本身而言，訴訟可能是真實的，一方當事人實施欺詐是為了損害對方當事人利益，如訴訟中一方威脅、協迫證人作證，為勝訴而偽造證據，毀滅證據等。
4、就訴訟實質來看，虛假訴訟中的訴訟雙方沒有真實的利益沖突，雙方不具有實質性的爭議內容。且訴訟雙方之間的關系較為密切，原、被告多為夫妻、父母、子女等近親屬關系，或者是同學、朋友，當事人往往利用親情和人情關系為自已編造虛構事實；而訴訟欺詐中訴訟雙方則可能存在利益上的沖突，如前所述存在訴訟欺詐情形的兩個案例中，訴辯雙方均存在利益的沖突。
5、從案件發生的范圍來看，虛假訴訟只能發生在民事訴訟領域，因為行政訴訟和刑事訴訟基于其一方訴訟主體的特殊性，訴辯雙方不可能會事先預謀串通；而訴訟欺詐則在刑事案件中也可能發生。如行為人為達到其非法目的而自制傷情，提起刑事自訴。又如犯罪分子被抓獲后，冒用他人身份證明，為求輕判假報身份。
6、從處罰方式來看，虛假訴訟因在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處罰起來于法無據；而對于訴訟欺詐而言，對部分訴訟欺詐行為應如何定性處理已有規可循，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應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中已作出了具體規定，盡管《答復》不具有司法解釋的效力，且內容上和效力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畢竟使部分訴訟欺詐行為處理時有據可依。
通過以上對虛假訴訟和訴訟欺詐行為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虛假訴訟與訴訟欺詐雖然在一定范圍內兩者的界限并不明顯，且有時互相包含、從疊，但還是有一定區別的。那么兩者究竟是什么關系呢？從兩者實施的行為方式來看，訴訟欺詐所采用的方法一般多為三種，一是虛構事實+偽造證據+提起訴訟，二是隱瞞事實+偽造證據+提起訴訟，三是在已開始的訴訟中偽造證據。而虛假訴訟所采用的方法相對單一，即虛構事實+虛假陳述+偽造證據+提起訴訟。因此從兩者實施的方法上來看，筆者認為，虛假訴訟應被廣義的訴訟欺詐所包容，即虛假訴訟是廣義的訴訟欺詐的一種表觀形式。
三、有關虛假訴訟行為的論爭
（一）國外有關虛假訴訟的觀點
當今絕大多數國家的刑法典中對虛假訴訟行為沒有做出專門的規定，但以德、日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刑法理論界卻對此行為早有關注，其教材及其他刑法理論著作中一般都有論及該行為，其學說主要有肯定學說和否定學說兩種觀點，其核心在于虛假訴訟行為能否構成詐騙罪。
持否定觀點的學者認為，虛假訴訟不構成詐騙罪。主要理由是民事訴訟采用的是形式真實主義，而不問法院是否陷入錯誤；很多時候法官明知行為人提供的證據是虛假的，也不得不作出有利于行為人的判決。所以，虛假訴訟中，行為人利用的是民事訴訟制度，法院不存在被欺騙的情況 。而持肯定觀點的學者則認為，法官完全可能成為處分財產的受騙者。因為即使采用形式真實主義，法官仍應根據事實做出判決；法官得知當事人的虛假主張后，也有做出正確判決的相應途徑；所以法官根據當事人提供的虛假證據做出錯誤判決，顯然是受欺騙的結果，故不可否認其為受騙人與財產處分人 。目前，在司法實踐中，德日的判例都持肯定說的立場。
由于受到大陸法系的影響，我國臺灣地區刑法理論著作對此也有相關的論述。例如，臺灣學者甘添貴認為：“對此情形，一般通說均認為，行為人提供偽造之證據，使法院誤信為真正而陷于錯誤，致為原告勝訴之判決，亦屬詐術之一種手段......自得成立詐欺罪” 。
（二）我國有關虛假訴訟定性之論爭
對于虛假訴訟行為的定性，我國理論界存在較大的爭議，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觀點，即無罪論、有罪論和區別情況定性論，其中有罪論中又分為此罪與彼罪的爭論。
1、無罪論。持該觀點的學者認為虛假訴訟不構成犯罪，其理由是現行刑法中對虛假訴訟行為沒有明確的條文對其進行規范，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所以對于虛假訴訟行為只能按照無罪來處理。
2、有罪論。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虛假訴訟行為構成犯罪，但在此罪與彼罪的認定上卻觀點各異，目前流行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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