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志強 ]——(2009-9-5) / 已閱23250次
第一種觀點認為虛假訴訟行為構成詐騙罪。這是多數學者的觀點。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詐騙罪的表現形式即可以是直接詐騙，即行為人為了非法占有公私財物之目的，直接向財產所有人行騙，也可以借助國家權力直接實施其行為。對行為人借助訴訟程序達到非法目的的行為，應按照三角詐騙的原理，認定其構成詐騙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虛假訴訟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敲詐勒索罪是采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迫他人交付財物。而借助法院的強制力來達到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正是一種威脅、要挾的手段，是敲詐勒索的一種特殊方式，所以應定性為敲詐勒索罪。
第三種觀點認為虛假訴訟行為構成妨害作證罪。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 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做出的《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判決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應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規定“如果行為人有指使他人作偽證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307條第1款的規定，以妨害作證罪追究刑事責任”。與此相類似，如果行為人在虛假訴訟過程中偽造證據，就應認定為妨害作證罪。
3、區分情況定性論。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應對虛假訴訟中的行為進行分類，對于不同的行為方式采取不同的處罰方法。對于行為人通過其他人向法院提供虛假證據進行虛假訴訟的行為應定性為妨害作證罪。而對于行為人自己虛構事實，偽造證據提起的虛假訴訟，因刑法設有明文規定，不宜作有罪處理，但可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對行為人予以處罰。
四、虛假訴訟行為的定性
通過分析比較虛假訴訟定性之爭在國外及國內的表現，筆者認為，之所以產生分歧，其原因是對虛假訴訟行為的犯罪構成認識不同而造成的，在法律現無具體規定的情況下，筆者較為贊同將虛假訴訟行為定性為妨害司法類犯罪的一種，具體罪名應定性為偽造證據罪更為適宜。
（一）虛假訴訟行為構成犯罪
罪刑法定原則強調量刑必須以行為當時有效的法律明文規定作為依據，即只有法律將某一種行為明文規定為犯罪時，才能對這種行為定罪判刑。北大陳興良教授指出：如果已有法律明文規定但卻設有予以認定，而誤以為設有法律明文規定，就會使有罪者出罪——放縱了罪犯。那么如何理解法律的明文規定呢？陳興良教授認為，法律明文規定不僅指法律的字面規定，并且指法律的邏輯包括。也就是說，法律規定包括兩種情況，一是顯性規定，二是隱性規定。顯性規定是指字面上的直觀規定，通過字面就可以確定，而隱性規定是指內容上的包容規定，一般通過字面難以確定，而須經過對內容的邏輯分析才能確認。顯性規定固然是法律的明文規定，隱性規定往往要靠法官在司法實踐中的理解和確定 。
由陳興良教授的觀點可以看出，罪刑法定原則在適用時應由法官根據法的精神來闡述和把握。那么虛假訴訟行為是否符合犯罪的本質特征，是否構成犯罪呢？美國學者帕克認為，作為犯罪處罰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這種行為在大多數人看來，對社會的威脅是顯著的，從社會的各重要部分來看是不能容忍的；2、對這種行為科處刑罪符合刑罰的目的；3、對這種行為進行控制不會導致禁止對社會有利的行為；4、對這種行為能夠進行公平的，無差別的處理；5、對這種行為進行刑事的處理時，不產生質與量的負擔；6、對這種行為處理不存在代替刑罰的適當方法 。就虛假訴訟行為而言，其首先妨害了民事訴訟程序的正常進行，對極其有限且十分緊張的審判資源造成極大浪費；其次，虛假訴訟行為削弱了司法公信力，損害了司法的權威性，使訴訟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成為人們所依賴的解決糾紛的有效制度，變成某些人用以謀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其后果必然會破壞依法治國的進程，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再次，虛假訴訟的行為嚴重侵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民事權益或國家政策的規定。因虛假訴訟行為帶有極強的隱蔽性和欺騙性，所以其訴訟請求一般情況下都會得到法院合法裁判文書的支持，從而給案外人應得的合法權益造成極大的損害或對國家政策造成極大的沖擊。因我國刑法對虛假訴訟行為應如何定性尚無明文規定，使得該行為面臨的被發現和受懲罰的風險就相對較小，如不及時對其加以刑事規制，則必然會使法治現代化進程受到無形的羈絆，使法院的權威在行為人眼中蕩然無存，甚至有可能使中國傳統的厭訟心理轉而走向漠視法律的極端，對社會造成顯著的威脅，所以依據帕克的觀點，以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大眾安全感、是否有利于減少犯罪、是否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作為衡量標準來看，虛假訴訟行為無疑應當受到刑事處罰。因為虛假訴訟行為的入罪，一方面可以遏制濫訴、惡意訴訟現象的發生，促使行為人正確行使自己的訴訟權利；另一方面，也能夠促進人民群眾法治觀念的增強和法律意識的提高，從而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樹立司法權威，促進社會和諧。
（二）虛假訴訟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我國刑法對敲詐勒索罪是以簡單罪狀的模式規定的，沒有對敲詐勒索的具體行為方式和內容作出規定。我國刑法理論通說，敲詐勒索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以威脅或者要挾的方法，向公私財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強索財物的行為。威脅和要挾，都是能夠引起他人心理上恐懼的精神強制方法，二者沒有本質區別 。在虛假訴訟中，行為人采用的是虛構事實、偽造證據的方法向法院提起訴訟，此種行為方法在形式上具有合法性，且一般較為隱蔽，是一種“騙”的表現，但它與威脅和要挾卻有著本質的區別。也就是說，法院在虛假訴訟過程中并沒有受到行為人的威脅和脅迫，其他人也沒有，更談不上因脅迫和恐嚇而產生的精神上的強制了，因此，虛假訴訟行為不符合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將虛假訴訟行為是性為敲詐勒索罪顯然缺乏合理性。
（三）虛假訴訟行為不構成詐騙罪
目前，我國主流觀點認為，虛假訴訟應按照三角詐騙的原理去進行分析，其行為應構成詐騙罪，但筆者認為不然。因為虛假訴訟行為與詐騙行為從表面上看，在犯罪方法上都采用了“騙” 的方式，即對一定的事實進行虛構，行為在客觀上會給他人造成損失，但這兩種行為決不是同一意義上的法律評價行為。它們之間的共性并不能抹殺它們之間的巨大差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侵犯的客體不同，這是虛假訴訟行為與詐騙行為的本質區別。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且僅限于公私財物所有權，而虛假訴訟行為侵犯的容體較為復雜，除去侵犯司法機關正常活動秩序以外，它侵犯的不僅只有財產性利益，有時還可能會侵犯國家利益和其他利益，如為規避計劃生育國策而假離婚生育，其侵犯的就不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二是行為的客觀方面也有很大不同，表現為兩者欺騙形式、欺騙對象，受欺騙者的心理態度、危害結果等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三是行為人的主觀方面有所不同。雖然虛假訴訟行為和詐騙在主觀上都是出于故意，但其犯罪目的卻并不相同。詐騙罪作為一種侵財型犯罪，其目的必然是出于非法占有公私財物，而虛假訴訟的目的則較為復雜，有時不一定是為了占有公私財物，如以虛假訴訟的方式逃避債務、分房等。此點也是虛假訴訟行為有別于詐騙的主要特點之一。四是行為主體不盡相同。詐騙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但只能是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而虛假訴訟的行為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企業法人和單位。所以虛假訴訟不能構成詐騙罪。
（四）虛假訴訟行為應定性為偽造證據罪
首先，從犯罪構成上來看，虛假訴訟行為符合妨害司法類犯罪的全部犯罪構成要件。虛假訴訟行為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其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企事業法人。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即行為人主觀上是明知。客觀方面表現為通過虛假訴訟，實施了妨害了司法機關正常司法活動的行為。其所侵犯的客體為國家的司法權和國家司法機關正常的司法活動以及國家、集體或他人的合法權益。雖然該行為在侵犯的客體上表現為復雜客體，但根據刑法定罪的基本理論，當一種行為同時侵犯多個客體時，應依犯罪主觀方面來確定其侵犯客體的主次，而不能等量齊觀。虛假訴訟行為其本意是欺騙司法機關以獲得對其有利的裁判結果，所以司法機關正常的司法活動應是該行為所侵犯客體中的主要客體。
其次，從預防控制犯罪的效果上來看，妨害司法罪是行為犯，即行為人實施的犯罪行為本身在犯罪構成要件中具有決定性的地位，它以行為是否實施完成為標志，并不要求造成物質性的和有形的犯罪結果。如將虛假訴訟行為定性為詐騙罪等結果犯，則可能出現行為人實施虛假訴訟行為后，因其犯罪結果未達到法律規定的定罪標準而作無罪處理尷尬局面，使法律的懲治顯得蒼白無力，使類似行為更加猖獗；而若將虛假訴訟行為定性為妨害司法類犯罪，將犯罪即遂的標志點提前，即行為人只要實施并完成了虛假訴訟行為，即構成犯罪，不但可以使行為人在著手實施虛假訴訟之前就有所忌憚，不敢貿然實施犯罪行為，從而達到預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而且還有利于及時挽救犯罪分子，防止犯罪危害后果擴大化，從而更有利于保護案外人合法權益和維護司法秩序，同時也符合刑法應具備的謙仰性的價值追求，使刑法向輕緩化方向發展。
第三，虛假訴訟行為定性為妨害司法類犯罪也符合當前國際立法趨勢。雖然絕大多數國家的刑法對虛假訴訟行為都未做明文規定，但也有少數國家對此已有規定。如意大利和新加坡均將虛假訴訟行為定性為妨害司法罪 ，這兩個國家將虛假訴訟行為作為妨害司法罪來處理，必定是在綜合考慮了該行為的特點、所侵害的法益以及刑法典體系的科學性和協調性等諸因素后做出的抉擇，因此說將虛假訴訟行為定性為妨害司法罪符合當前立法趨勢。
第四，虛假訴訟行為定性為偽造證據罪更為適當。案例一中，被告人周宗長、葉金柳被法院以妨礙作證罪判處刑罰，筆者認為并不是十分合適。妨礙作證罪是指采用暴力、威脅、賄買等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指使他人作偽證，結合案例一，周宗長與他人在實施虛假訴訟行為時提供的證據系周宗長偽造，所謂的原告只是按周宗長的要求提起訴訟，就周宗長的行為本身而言，他雖有指使行為，但卻不是指使證人，而是指使原告，故以妨礙作證罪判處其刑罰并不能做到定性準確。而偽造證據罪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對與案件有主要關系的情節故意作虛假的證明、鑒定、記錄、翻譯的行為。民事訴訟中的虛假訴訟，犯罪人為達到非法目的，必然會涉及到訴訟證據的造假，如案例一周宗長為達到逃避債務的目的而偽造借據，而法院對案件的裁決，也是依據當事人提供的相關證據作出的，雖然我國刑法取消了類推制度，但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筆者認為對虛假訴訟以偽造證據罪來定罪量刑，不但易于掌握罪與非罪的界限，也更能體現出虛假訴訟行為的本質特征。
五、結語
綜上，筆者認為由于虛假訴訟行為的嚴重危害性，并且鑒于法律所具有的相對穩定性，在立法上進行修改，對虛假訴訟行為單獨作出規定在短期內可能很難實現，所以目前虛假訴訟行為應以偽造證據罪定性為宜。但從長遠來看，只有將該類行為單獨另列罪名，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有效遏制虛假訴訟行為無限制的泛濫，維護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進一步樹立司法權威。
河南省寶豐法院 付志強 葉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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