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城飛將 ]——(2009-10-20) / 已閱34084次
當然，不能據此支持法官利己性無度膨脹。因為社會是群體人群，不是單個人的。如果人人都放任自己的利己性，社會就會陷入托馬斯•霍布斯所宣稱的“人對人象狼一樣”的狀態。人的社會性要求對人的利己性進行合理抑制。為此，霍爾巴赫指出：人“為了自保為了幸福，與一些具有與他同樣的欲望、同樣厭惡的人同住在社會中。因此，道德學向他指明，為了使自己幸福，就必須為自己的幸福所需要的別人的幸福而工作。” 愛爾維修更是明確指出：“美德應是自愛與公益的結合”。
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做過如下論述：“共產主義者既不拿利己主義來反對掌握犧牲，也不拿自我犧牲來反對利己主義；理論上，既不是從感情的形式，也不是從那夸張的思想形式去領會這個對立……無論是利己主義還是自我犧牲，都是一定條件下個人自我實現的一種必要形式。”
利己的人應當通過愛公益、愛他人，必要的自我犧牲來進行抑制，才能實現其合理狀態，在社會中獲得存在的合理限度。
這里面臨著一個問題，那就是“合理性”如何確定，即什么樣的抑制才是合理的。
應當說“合理性”是一個環境化的、發展的標準，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具體環境下應當有所不同，但是其最低限度是可以確定的，即“利己”而“不損人”。
對法官而言，由于其職業特性，以國家之權換個人之利的誘惑無疑是巨大的，要時常維持抑制和反抑制的平衡事實上會存在困難。這決定了其利己性和對利己性的抑制所產生的沖突會尤為激烈，法官受“自我”之奴役也會更為沉重。既然利己是人之本體都受其奴役的本性，那么追求利己性的自我滿足應當是本性使然。
在法官人生中，其自利人性的滿足是通過趨利避害實現的。法官是利益的裁判者，其行為直接關涉當事人的利益，還牽動著社會公平、正義等價值觀。任何一個法官都會面對來自方方面面的影響和壓力，法官之利己人性便在這應對行為中得以釋放并獲得滿足。法官在行為時，除了考慮爭議事實本身外，對可能影響其自身利益損益的因素會本能甚至有意識的捕捉，以便采取一種于己有利，至少無損的行為方式。這一點在法官處理敏感人物、敏感事件所涉及的案件時表現得尤為明顯。
在分析法官之利己行為時，要注意法官行為時的社會文明狀態和制度環境。如果整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崇尚奉公守法，制度的設計和運作也能獎罰分明，法官職業倍受仰慕，法官的恪盡職守，不僅能夠贏得崇高的榮譽和社會的敬慕，而且有助于為當下或將來利益的獲得創造條件。簡言之，法官的循法、護法行為作為一種成本的投入可以獲得精神和物質的豐富回報。這樣，法官的利己人性完全可以通過忠于職守獲得滿足，此時，守法便是利己，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利益融為一體。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等國或許由于其對人性的洞察更為深刻。它們實施的精英法官制、身份保障制、高薪養廉制等制度使法官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領域發揮著重大的影響并取得了崇高的社會地位。同時，法官恪盡職守、真誠護法，不僅可以獲得榮耀、自豪、受人尊敬等精神上的滿足，還可以得到豐厚的物質報酬以滿足生存甚至享受的需要，職業的回報足以使其人性得以滿足和舒展。因此，在西方國家但極少有法官枉法的事例。這與其法官制度與法官的利己人性的和諧不無關系。
如果社會主流意識和制度環境剛好相反，枉法成風、獎罰不明，法官職業與其他謀生的行當相比也并無優越和吸引人之處，法官則難以通過其忠于職守的行為獲得精神和物質上的回報以滿足利己人性。這樣，對法官來講，要么會放棄這一職業，要么一旦存在可以使其獲得某種非法或不道德的利益或者使其可能喪失有限利益的因素的威脅時，就完全有可能動用職權實施非法行為以獲得利益或者防止利益受損。因此，當法官不能通過珍惜法律獲得利己人性的滿足時，則可能會通過損害法律的方式來獲得滿足。我國對法官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謂不多，對法官行為的內部外部制約更是名目繁多，對枉法行為的制裁也不是沒有。然而，法官枉法，“權錢交易”等行為仍然時有發生。當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現行法官制度并未像西方國家那樣與利己人性達到較好的和諧一致。依曾康教授的觀點，“平民化、低薪、缺乏應有的職業榮耀感仍不失為當下現狀的寫照。” 在這樣的背景下，法官職業也是一種謀生的手段，與其他一般職業相比并不能從中獲得更多的人性滿足。因此，一邊是無法得到合理滿足的利益需求，一邊是唾手可得的利益的誘惑，利己人性對法官靈魂所產生的沖擊力可想而知。在這種情形下，法官徇私枉法便不足為奇。要在我國比較徹底的消除法官“權錢交易”，鑄造法官忠于法律、恪盡職守的良好職業品行，非常重要的一點在于建立系統、完善的使其利己人性能夠得到合理保護和張揚的法官制度。
法官心中的稱
法官心中有桿個人利益的“稱”，利己人性的“稱”，我們應當通過良好的制度設計，承認、保護法官合理的利己性，抑制、控制其不合理的利己性。
完全依靠德化來實現法官利己性的合理化是困難的，建立強有力的監督制約機制同樣是利己人性的本質和特點所要求的。這種監督，應當包括多種方式。
人大監督。從體制上講，人大是對法院最有權威的監督機構。但是，人大監督有許多局限性：其一、人大還有立法等更重要的事務。其二、法院在監督之下總是覺得不自在，總想以“司法獨立”為由削弱這種監督的力度，人大對此也有所顧忌。其三、人大監督也存在一種危險，即類似現在某些地方黨委監督一樣，越權干涉案件審理。其四、人大監督到具體案件，覺得太瑣碎，宏觀監督又沒有實際效果。五、人大具體負責監督的工作人員也是“經濟人”或“機會主義者”，若人大內部的管理制度完善，他作為利己利他的“經濟人”會發揮好的作用，不然，他也可能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只根據自己的利益取向決定監督的方法、力度。不管存在哪些局限性，筆者認為，人大監督還是十分必要的，不應因噎廢食。
群眾團體的監督。群眾團體，實際上就是西方政治中的一種利益集團，它們本應為本團體成員的利益講話。但現在存在的問題是，群眾團體大多沒有實際運作，而且當其維護的利益與某些官僚維護的利益不同時，便不敢再堅持法律與原則。群眾真正進入監督的道路還很長遠。
當事人監督。當事人的監督是民主監督的一種形式，只有他們，才知道事實的真相，才知道案件是否被冤枉。在遭遇到不公正的判決時，他們應當有權利有機會講出來。第一，他們應當有權利批評法官的不正確判決。在我國現行體制下，當事人這種權利沒有得到充分保障，只有“拼死命”或后臺硬的人才可能得到較好的保障。第二，他們應當有機會講出來。但這種機會對廣大當事人來說，仍是沒有得到充分保障的，因為他們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首先，輿論媒體也是“經濟人”或“機會主義者”，它們在發表對法官的批評言論時不得不顧忌政法系統及政府、地方黨委的態度。其次，輿論媒體記者和編輯也是“經濟人”或“機會主義者”，當事人透露案件的真實情況，首先得滿足了他們的利己要求。再次，新聞界喜歡找熱點，如果案件不夠大、不夠冤、后臺不夠硬，也不太可能登。再其次，如果一、兩家媒體登載過某個案件，沒有形成全國性的轟動效應，也可能沒有任何效果，法官和法院完全可能置之不理。
國內許多專家學者為法律的監督開出藥方，其中深圳政協委員楊一平提出：成立社會民主司法監督委員會，建立新的司法監督機制。
在此，筆者提出一種新的監督機制：人民法律委員會，或者人民監督委員會。
在西方的政治理論中，有一種對政治架構的經濟解釋。依照這種理論，國家如同是一個龐大的“股份公司”，每個公民，不論貧富，均具有一份基本的人權，每一份基本的人權就構成這個龐大股份公司的一個份額。龐大公司的各種權力和職能被分解開，經過選舉由一些專業化的人士擔當，例如總統、州長、市長甚至港務局的委員等。任何一個職位的操作者均是全體“股民”的代表，或“代理人”。這些代理人受到股民們的監督，對股民負責，其嚴重不稱職時會被股民們罷免，撤換。
同樣的道理，法官是由于社會分工的原因，而被人們委托來專司中間裁判角色的特殊的一群人。從信息經濟學 的角度，法官就是“代理人”，社會上的其他成員是“委托人”，法官應當向委托人負責。在“委托－代理” 框架下，極易發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 。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間信息不對稱，委托人并不十分清楚代理人的所作所為，同時，代理人不用對他的行為的全部后果負責。代理人的目標和委托人的目標常常不一致，代理人極有可能通過不可觀觀察的、表面上是為委托人謀利的行為來為自己謀利。由這個“代理問題”在社會上產生的福利損失叫做“代理成本”。代理人具有信息優勢，即他所擁有和掌握的信息與委托人所擁有和掌握的并不對稱，因而他有一定的斟酌情況做出決定的權力，即“酌情權”，這是他們為自己謀取特殊利益的前提。
在法的世界里，人們需要的是公平。進入裁斷階段，人們需要的是找到事實，做出公平公正的判決。如果我們的審判過程讓文盲都能聽得懂，讓外行都能看得明，冤案一定不會多。如果我們法官的判決書能和西方國家的法官一樣講道理，并且以理服人，一定不會加劇人們對司法部門的不滿情緒。如果作為人權主體的廣大的公民群眾的聲音能夠影響到法官的效用函數，一定能夠產生出有中國特色的剛正不阿的包公式的法官隊伍。
但問題是，剛才所說的都是“如果”。“如果”變成“現實”還有極長的路要走。不過，這里有一個極為簡單的方法可以先行試用：學習引進英國歷史上存在過的“衡平”法制。當然，筆者所說的不是原樣照抄，而是有所改進創新。
這種有中國特色的新衡平法體系，即人民法律委員會或人民監督委員會的思路是這樣的：社會應當以社區為基礎，由一些群眾自發性組織，如行業協會、學會、業主委員會等，組成社區內的人民法律咨詢委員會。從某種角度說，這些組織是人們權利的代表，或者說是一定的人權的代表，或者可以認為它們更貼近于基層的人民的基礎的人權。當人們在司法體系得不到公平時，可以到這里來伸冤。人們在伸冤時也可以請法律專家幫助自己，向法律咨詢委員會陳述自己所遭受的冤案。法律咨詢委員會經過審議，發現確有法官枉法裁判的事由，有權威召集法院的主審法官來解釋。而新聞媒體應當及時報道，不得對人民的呼聲予以阻撓。負責審理該案的法官必須到庭，讓法官從神秘的高椅上走下來，面對人民，面對良心，面對“上帝”，就證據、庭審、邏輯推理、證據的采納、適用的法律等問題做出公開解釋，將自己的審判過程重現在陽光下。在陽光下面，相信司法腐敗會得到遏制，“代理人”道德風險問題會得到根本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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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晉元
（吉林大學法學博士研究生 吉林長春 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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