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春明 ]——(2010-3-26) / 已閱18102次
淺談“刑事和解”與“認罪協商”語境下的刑事協商制度之構建
馮春明
摘要：刑事和解、認罪協商這一糾紛解決模式在近幾年悄然興起，為我國刑事司法注入了新鮮的活力。但由于刑事和解涉及終結訴訟程序，認罪協商則將被害人排除在程序之外，其局限性顯而易見。刑事協商制度關注到各方利益，在刑事案件一審判決之前，使公訴人、被害人和辯護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參與到存在罪責爭議的糾紛過程中，經過多方的充分協商，就罪責承擔及賠償問題達成協議，在審判階段以被告人認罪賠償、被害人諒解、公訴人放棄追訴或提出較輕的量刑建議為內容，由法官依據公訴人的建議對被告人作輕緩處理；在偵查、起訴階段，公訴人可以建議偵查機關撤案或作出不起訴決定。其目的是恢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彌補被害人所受到的損害，并促使犯罪人改過自新、復歸社會，以構建和諧的社會關系。同時，刑事協商機制還為疑難案件的解決開辟了新的路徑。
關鍵詞：刑事和解；認罪協商；刑事協商；訴訟效率；構建和諧
一、“刑事和解”與“認罪協商”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背景下，刑事和解、認罪協商這一糾紛解決模式在近幾年悄然興起，為我國刑事司法注入了新鮮的活力。同時，與此相對應的是，國內關于刑事和解、認罪協商的理論研究也蓬勃發展，為刑事協商的實踐提供了理論支持。
（一）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源于歐美國家，和解可分為訴訟中和解與訴訟外和解，前者是指當事人雙方，在法官的參與下經協商和讓步而達成的以終結訴訟為目的的糾紛解決模式；后者是指當事人雙方在訴訟過程中通過私下協商，達成一致意見，從而放棄以訴訟方式解決糾紛①。對于刑事和解的定義，目前絕大多數學者都采用西方國家通行的表達方式，即認為“所謂刑事和解，又稱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經由調停人的幫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談、協商，解決糾紛或沖突的一種刑事司法制度”。
近些年來我國的浙江、江蘇、上海、北京等省市檢察機關都在不斷的探索、實踐刑事和解。在我國檢察環 節上的刑事和解，是指對偵查機關移送起訴的輕微刑事案件，由檢察機關組織、主導、推動，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經充分協商，以加害人認罪賠償、被害人諒解、檢察機關不起訴為結果的糾紛解決機制。
刑事和解適用于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輕微刑事案件。當前檢察機關適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多限定為依法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單處附加刑、宣告緩刑或者免于刑事處罰的有具體的被害人，而且加害人表示認罪的案件。特別是圍繞輕傷害等輕微刑事案件開展的刑事和解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實踐過程中，這一機制備受爭議，爭議的焦點主要是：檢察機關參與刑事和解的定位及其裁量權，有待于法律規范和授權；檢察官揭露犯罪、指控犯罪的職責，是否有違調解的公正性和自愿性；同時，還有刑事和解適用范圍過窄，不能解決當前訴訟過程中所遇到的訴訟效率問題、疑難案件的解決等司法難題。
（二）認罪協商
與此同時，認罪協商制度的研究也方興未艾。認罪協商制度是自20世紀初起源于美國的一種新型的刑事訴訟機制。近年來，認罪協商制度已不同程度地應用于英國、意大利、德國及加拿大等國的法律實踐中。
所謂認罪協商，即被告人認罪以獲得許諾利益所達成的任何協議�；\統地講，在認罪協商過程中，檢察官的承諾內容可以劃分為三大類：一是關于指控罪名的性質的承諾；二是關于能和法院最終判決相符的量刑的承諾；三是關于向審判法官提交的案件事實的承諾。
與被告人的認罪協商，代表國家公權力的公訴機關與被害人可能存在不同的選擇，但是，只要有一方同意協商，都可以產生認罪協商的后果。只是，當被害人選擇協商，而公訴機關不同意協商時，被告人的認罪協商表現為被告人與被害人的刑事諒解，仍然將對被告的量刑產生積極的影響。
認罪協商制度，也稱辯訴交易或訴辯交易，是指基于訴訟的經濟與效率原則，法律允許當事人就所指控的犯罪進行協商，檢察官根據協商結果決定起訴的罪名與罪數，刑罰的種類與期限等，法院根據協商結果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并在協商結果內適用法律的一種訴訟便利制度。
認罪協商制度在保證被害人權利與國家利益的基礎上，通過與對方當事人的協商，以避免一些在具體案件上的指控中證據不足的弱點，及時而又有效的完成訴訟，但是，在協商過程中，是排斥被害人參與的，被害人的權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被告人認罪案件不僅程序更加簡便，可以節省大量的司法資源，而且因被告人認罪，大大降低了案件的審判難度，直接化解了公訴機關與審判機關可能面對的“錯案”風險。因此，在審判實踐中，被告人（犯罪人）認罪的普通程序簡化審審判模式得到了大力的推行，以筆者所在的檢察院為例，每年以普通程序簡化審方式開庭審理的刑事案件約占全部刑事案件的80%。
二、刑事協商制度的內涵
司法機關的改革和探索為建立刑事協商機制作了較好的鋪墊。自1996年刑訴法修改后的十幾年中，各地的司法部門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嘗試，包括證據開示、普通程序簡化審、量刑建議等的適用�，F已充分認識到，司法工作的職責不僅僅是查明事實，追訴犯罪和懲治犯罪，同時還應努力化解矛盾，增進社會和諧�；饷芘c打擊犯罪一起并列成為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承擔的任務，而在現行司法體制下，如何使化解矛盾與打擊犯罪二者相統一，唯有在司法實踐中尋找答案，刑事協商制度的探索與構建適應了這種要求。
所謂刑事協商是指以被害人或被害人親屬參與為前提，刑事訴訟主體之間通過對話與合作，在充分考慮被害人或被害人親屬訴求的基礎上，就刑事案件的程序、實體等問題達成共識，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賠償、被害人諒解、檢察機關不起訴或提出對被告人作輕緩處理的量刑建議并被法庭確認的新型糾紛解決模式。
刑事協商適用于刑事訴訟的每個階段，其目的是恢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彌補被害人所受到的損害，并促使犯罪人改過自新、復歸社會，以構建和諧的社會關系。
刑事協商制度不同于英美法系的辯訴交易，辯訴交易是基于訴訟的經濟與效率原則，被害人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只要被告人認罪，是不考慮其它證據的。而刑事協商機制，是以被害人的參與為前提，以“證據確實充分”為條件，充分尊重被害人意見，解決被害人的民事賠償問題，并在協商過程中感化教育加害人，促其早日改過自新、復歸社會。
刑事協商制度亦不同于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是終結訴訟②。我國適于刑事和解的輕微刑事案件，大多由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訴，或者由公安機關、人民調解組織，通過被害人與加害人協商解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包括（一）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二）人民檢察院沒有提起公訴，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刑事訴訟法》第170條規定:“自訴案件包括下列案件:告訴才處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薄缎淌略V訟法》第172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自訴案件，可以進行調解；自訴人在宣告判決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訴”。由此可見，法律已經賦予刑事自訴案件的被害人刑事處分權，是完全可以通過調解處理的。調解既可由法院進行，也可由公安機關或街道辦事處、村民委員會進行，這樣可以及時化解矛盾、節省訴訟資源。
刑事協商適用于刑事訴訟的每個階段，它不僅能夠解決運用刑事和解機制所能解決的問題，而且能夠解決刑事和解所解決不了的問題。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刑事案件的多發期，就司法機關而言，案多人少的矛盾愈來愈突出。以本院為例，每年進入檢察環節的適用于刑事和解的案件，不足受理案件的1%，絕大多數案件是必須通過審判的方式來解決刑事糾紛的，所以刑事協商機制的探索與實踐，就顯得愈來愈重要了。
三、刑事協商的重要性及其價值
近年來，刑事案件的積壓和有限司法資源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加之現行司法機制的缺失，導致疑案增多，被害人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不僅制約了司法工作的正常運行，而且影響了社會的穩定。以我院為例：多年以來，每年總有一部分證據比較單薄又無條件補充證據的案件擺在公訴人的面前，盡管依據已有證據，公訴人對案件事實能夠達到內心確信的程度，但距“證據確實充分”的起訴標準還是存有一定的距離的，也就是說在法庭上公訴人所認定的事實，不一定與法官的認識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訴訟風險。此類案件的久拖不決，直接降低了訴訟效率，甚至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刑事協商將單一的抗辯模式，轉化為既對抗又合作，既合作又對抗的關系，運用刑事協商機制，我們可以較好的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因為，上述案件對控辯雙方而言，都存在庭審結果的不確定性，這就為協商提供了契機，就公訴方而言，只要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證據就有可能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能有效的規避訴訟風險；辨方而言，被告人只要認罪賠償，公訴人可向法庭提出對被告人作輕緩處理的量刑建議，免受重罰。目前，我們把刑事協商的適用范圍限定在有明確被害人的范圍之內，這樣一種“以被害人或被害人親屬參與為前提，在充分考慮被害人或被害人親屬訴求的基礎上，刑事訴訟主體之間通過協商，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賠償、被害人諒解、對被告人作輕緩處理”的模式，不僅有效維護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而且加快了訴訟進程，提高了訴訟效率，同時，也符合我國長期以來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及“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刑事協商制度已成為法學理論界研究和司法實踐中探索的一個新課題，將刑事協商制度引入司法實踐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是有利于實現效率價值。當前，刑事案件數量上升與司法資源有限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嚴重制約了各項工作的正常開展。就全國來說，我國法院和檢察院正面臨著刑事案件高發期，甚至有人夸張地說是刑事案件要淹沒法院的時代。以高檢院的統計為例，2003年至2007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各類刑事犯罪嫌疑人4232616人，提起公訴4692655人，比前五年分別上升20.5%和32.8%。以筆者所在院公訴科為例，2003年全科有干警10人，全年提起公訴243件，而2008年全科有干警8人，全年提起公訴413件，人均承辦案件數上升近一倍。在這種情況下，僅靠增加司法人員數量，增加司法投入，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而借助于訴訟創新機制，以盡快處理案件、化解矛盾，無疑是最有益的探索。由于刑事協商以被告人認罪賠償、被害人諒解為結果，在刑事審判過程中，以簡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簡化審的形式，簡化了控辯雙方的舉證程序，省略了控辯雙方的對抗，減少了審判人員，簡化了訴訟的環節，從而縮短了辦案期限，訴訟成本必然降低。
二是有利于降低指控風險。以我國目前的狀況看，犯罪形式多樣化，偵查機關的經費緊張，偵查技術乃至整體偵查水平不高，缺乏“疑案”解決機制，指控風險加大，導致有些案件久拖不決。在刑事訴訟中，偵查、起訴、審判各個環節都存在一定比例的疑案，因為證據瑕疵或其它原因而久懸未決，對那些證據收集困難或者辦案成本高昂的刑事案件，證據不能達到確實充分，存在一定的指控風險，容易誘發刑訊逼供、超期羈押等問題。另外，由于疑案解決機制的缺乏，致使無罪案件和撤訴案件時有發生，不僅有損于司法權威和司法公正，而且侵害了被告人的人身權利，更無法有效、充分、及時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以我院為例：多年以來，每年總有一部分證據比較單薄又無條件補充證據的案件擺在公訴人的面前，盡管依據已有證據，公訴人對案件事實能夠達到內心確信的程度，但距“證據確實充分”的起訴標準還是存有一定的距離的，也就是說在法庭上公訴人所認定的事實，不一定與法官的認識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訴訟風險。此類案件的久拖不決，直接降低了訴訟效率，甚至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刑事協商將單一的抗辯模式，轉化為既對抗又合作，既合作又對抗的關系，運用刑事協商機制，我們可以較好的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因為，上述案件對控辯雙方而言，都存在庭審結果的不確定性，這就為協商提供了契機，就公訴方而言，只要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證據就有可能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能有效的規避訴訟風險；辨方而言，被告人只要認罪賠償，公訴人可向法庭提出對被告人作輕緩處理的量刑建議，免受重罰。目前，我們把刑事協商的適用范圍限定在有明確被害人的范圍之內，這樣一種“以被害人或被害人親屬參與為前提，在充分考慮被害人或被害人親屬訴求的基礎上，刑事訴訟主體之間通過協商，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賠償、被害人諒解、對被告人作輕緩處理”的模式，不僅有效維護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而且加快了訴訟進程，提高了訴訟效率，同時，也符合我國長期以來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及“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三是有利于實現執法的公正價值。傳統刑事司法制度將被害人置于刑事沖突的糾紛解決機制之外，刑事協商旨在彌補傳統刑事司法制度對被害人利益的關照不足。所以，在當前民眾對國家法治還尚存疑慮的歷史條件下，有被害人參與更能夠使認罪協商制度的優勢發揮出來，也增加了整個訴訟過程的透明性。它在刑事司法的宏觀系統內促進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保護的價值平衡，促進了刑事司法的整體公正性，亦能更好的使被害人感受國家司法之溫暖。
四、刑事協商制度的構建及實施
誠言，由于現行法律缺乏對民事賠償的關注，加之缺乏有效的疑案解決機制，借鑒認罪協商和刑事和解等機制的長處，在刑事訴訟過程中通過協商解決司法難題，是我國司法界不得不加以面對和思考的問題。
嘗試在刑事訴訟中關注各方利益，在刑事案件一審判決之前，不僅可以對證據存有瑕疵的案件進行刑事協商，對“證據確實充分”但被害人明確表示愿意接受賠償的過失犯罪案件、輕微刑事案件、重傷害案件或青少年犯罪案件，構建一種解決機制，在司法實踐中證明是迫切的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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