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琳 ]——(2003-9-16) / 已閱75102次
同居問題及其法律思考
思 琳
恩格斯說：“今日的性愛，與單純的欲望，與古代的戀愛之神，在本質上大有區別。第一，它是以戀愛者的互愛為前提的；...第二，性愛有著這樣的強烈性與持久性，即在這種強烈性與持久性之下，在雙方看來，不能得到對方以及與對方分離都是一件大不幸，雖然不是最大的不幸；兩方為互相占有起見，甘冒很大的危險，以生命為賭博，......."1
恩格斯說：“結婚的完全自由，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與由它所造成的財產關系的消滅，把那在今日對選擇配偶尚有巨大影響的一切經濟旨趣除去以后，才能達到。到那時候，除了相互的愛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動機存在。” 2他還指出：“如果道德的婚姻只是根據愛情的婚姻，那么唯有戀愛繼續存在的婚姻，才是這種婚姻。......要是感情已經完全消失或由新的熱烈的戀愛把它排擠的話，那么離婚，無論對于雙方或對社會，都是幸福了。” 3
除了相互的愛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動機的戀人。他們的愛，是道德的。他們沒有時間重建家庭去實現道德的婚姻。只能維持現狀。維持現實，要付出代價，被不齒為：通奸、私通或叫婚外戀，經常表現為同居。
同居已經成為為數不少年輕男女的生存常態。本文試圖通過對同居現象的考察，思考關于同居的法律問題。
同居的含義
《現代漢語詞典》對同居，這樣解釋：①同在一處居住；②指夫妻共同生活。
一些專家給現代的“同居”這樣的定義：①為了一定時期的快樂的行為；②試婚；③不履行法律的形式的事實婚姻。
《中華人們共和國婚姻法》中規定的“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情形，解釋為“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 這里“同居”一詞僅僅指的是“共同居住”，
重婚與非法同居。重婚與有配偶與他人同居都是非法的。非法同居一般指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們共和國婚姻法》的司法解釋規定："有配偶與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有配偶與他人同居"不同于重婚和婚外戀。重婚是犯罪行為，指有配偶而重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同居應是以婚姻名義的，應受刑法制約。違反紀律、道德界限，搞婚外戀、通奸則屬于紀律和道德譴責范疇。判斷是否為"有配偶與他人同居"就要看雙方關系在時間上的持續性、關系的穩定性和是否居住生活等方面。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婚姻家庭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對婚外同居規定了認定標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共同生活，關系相對穩定，且共同生活的時間達到３個月以上。
同居、通奸與婚外戀。通奸與婚外戀都可以表現為同居，其質的區別在于：通奸意在性關系；婚外戀意在戀情，重在愛。共同點：都是性關系。性關系也是有區別：性交與做愛就不同。性交是生理的，沒有愛也可能性交；做愛首先是愛，既是生理的同時必須是心理的。靈肉一致才叫做愛。
同居浪潮在國外
在世界歷史上，一些思想前衛的人較早地公開同居，以此作為對抗傳統和封建意識的一種形式。由于種種不同的原因和需要，不去結婚，不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加以約束，他們選擇了同居這一兩性結合的方式。世界上有一些很著名人物無視傳統的婚姻制度，為自己選擇了同居的生活方式。
最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恩格斯，他終身未婚，而是在22歲時，與一個愛爾蘭的紡織女工瑪麗-白恩士同居在一起，建立了新型家庭。與瑪麗的結合，促進了恩格斯對工作階級狀況的了解，使他完成了從一個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徹底背叛了他的資產階級家庭。4
19世紀法國的小說家喬治桑，她經過了一次不成功的婚姻，由于她不能忍受男人的權威意識，一生為婦女擺脫夫權，為保障女性的身心自由而斗爭。在個人生活和社會活動中，她違背了一切傳統慣例，一生充滿浪漫色彩。她與波蘭音樂家蕭邦的同居了八年，盡管有不少非議，但是這驚世駭俗的愛情為他們在各自的文學和藝術創作中，煥發出大量的激情與靈感。5
法國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和作家讓·保羅·薩特和女權主義的先驅西蒙那·德·波娃，他們二人終生生活在一起，卻不履行結婚手續。他們都可以去體驗風流韻事，二人的關系卻一直維系不衰。他們都認為只要二人永遠相愛并生活在一起就夠了，這就是婚姻的本質，而無需去辦理什么手續。薩特曾提出過結婚，但他又指出，婚姻的俗套將不會影響他們的生活方式。
我國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郭沫若與日本姑娘安娜從1916年同居，當時他們兩個家庭都反對他們的結合。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郭沫若回國，他們同居了二十多年，育有五個子女。始終沒有履行過結婚手續。郭沫若曾對友人說過，結婚是戀愛的葬禮，常保持純潔的愛情心境，是最理想的。6
3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家肖紅與肖軍，肖軍搭救肖紅時，她已經是一個待產的孕婦，肖紅分娩以后，他們就同居了。那時在左翼圈子里，婚禮的形式是不需要的。
許廣平與魯迅在反抗舊社會舊禮教的共同斗爭中，從師生、戰友發展到戀人，并同居生活。許廣平在談到她與魯迅的戀情時堅定地說：“不自量也罷，不相當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與我們不相干！”他們不畏懼“人世間的冷漠與壓迫”，不畏懼那些戴著“道德”的面具專唱高調的人們“給予的猛烈襲擊”，堅定地共同生活在一起。
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掀起了性解放浪潮，蔓延到東歐許多國家，嘗試婚姻、模擬婚姻、同居不婚大有同傳統婚姻制度分庭抗禮之勢。近半個世紀來，同居現象在西方的發展經久不衰，人們既嘗到了它的甜頭，也領略了由此帶來的困擾與憂慮。
美國從60年代中期，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迅速發展及女權運動的高漲而出現的：男女兩性角色沖突加劇，“離婚爆炸”打破了家庭的穩定，非婚同居者增加，婚前性關系和婚外性關系普遍，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代溝加深，少女懷孕問題嚴重。究其原因，傳統的婚姻價值觀與家庭責任感被自我滿足的追求所取代。根據最近統計資料，美國有400萬對男女同居，是1970的數字的8倍。年青的男女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會先選擇同居而不是直接結婚，所以曾經同居的男女的數字應超過400萬。7
法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字表明，1968年法國只有百分之三的夫婦不登記結婚，而到1998年，不登記結婚的夫婦就接近200萬對，相當于每五對夫婦中就有一對不登記結婚。
同居之風近些年來在觀念較為保守的東方也逐漸流行。韓國電視劇《愛情是什么》里的年輕人就標榜這樣的愛情觀。據報載，有韓國留學生著文談到這部片子時寫道：現在想結婚的人日益減少，想離婚的人卻顯著增加。韓國出版了《試婚而后結婚好》一書，“試婚而后結婚好”的說法流行起來。現在，戀愛與結婚不是一回事的觀念已是大多數韓國年輕人的愛情觀了。尤其是最近持有“結婚之前一起生活一段再決定結婚與否，是防止結婚后離婚的好辦法之一”，這類想法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了。認為，為了把握兩個人的配合程度，也就是把握性格、愛好、生活觀、價值觀等，而不計較雙方之間的出生背景與經濟條件。在交往中發生矛盾，就是分手也無所謂，他們認為如果婚前發現不合適，就應該在婚前分手才對。對他們來說，愛情與結婚并不是一回事。
新一代的日本婦女在婚姻觀念上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她們也并不急于走人婚姻，單身女士的比例也在上升。已經在公開討論歐美興起的“新同居時代”——即數男數女同居在一起，一些青年人不肯成年，向著“立”的相反方向逃離，并且與朋友們合居。
我國的城市男女同居，沒有西方那些復雜的背景和情況。大多數人認為自己的同居屬于“試婚”性質。但是，“試”而不婚是普遍的結局。正如某些同居者所說：“我既然能喝到免費的牛奶，干嗎還要養奶牛？”一個女孩與男友同居一年半載，“新娘變舊娘”，男友娶她為妻的興趣多半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一位堅決離棄女友的同居男人這樣替自己辯護說：“本來就是試試看嘛。就像你到商店試鞋，不能試哪雙買哪雙，要試到合適的才買。”他還補充說：“女友毫無新鮮感和刺激性了，娶她做妻子豈不糟蹋了我的新婚之夜？”
至于那些純粹是為了滿足暫時性欲而同居的男女，根本沒有結婚的打算，其同居關系破裂得更快。連續的同居成“癮”，對婚姻就淡漠了。習慣于同居生活方式、尋求最大限度的個人自由和享樂的人，日后越來越難以進入婚姻這座“圍城”了。
是否同居關系會培育一批“快樂的單身漢”呢？至少對女性來說，回答并不輕松和樂觀。在我國，同居關系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與保護。女方在同居中懷孕，墮胎或生養私生子等，男方不負補償的責任。在專家門診中，常有年輕女性咨詢關于未婚墮胎、引產造成了健康損害或未婚生育子女，能否向男友索要“賠償費”的問題。迄今，我國的法律在這方面沒有任何明確的規定。
從實際情況來看，女性同居者一般視同居為走向婚姻的第一步，也是決定性的一步，但男性同居者則多半認為那不過是一種過性生活的機會，無需什么承諾。一個女人的同居意愿可能恰好是冒險給男人送去一個錯誤的信號。如果一個女人真的想讓男人娶她為妻并珍惜她的話，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讓男人輕易地得到她。“來得容易去得快”，這是人所共知的規律，在同居關系上也不會例外。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如果你選擇在婚前同居，你的婚姻就更有成功的把握；但確有證據表明，婚前同居過的夫妻離異率更高。
《四川在線》和《三九健康網》報道：記者就大學生同居的問題走訪了西安、北京、上海、武漢、重慶等６大城市的一些著名高校。采用無記名問卷式隨機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對婚前同居行為表示“可以理解”或持肯定態度的占４８．５％，“說不清的占２７％。也就是說幾乎７５％以上的大學生差不多“認可”或“不反對”同居這一現象。在口答“當您的戀人向您提出婚前性行為的要求，您將采取什么態度”，其中表示答應或可能答應的大學生竟占５６％；在回答“只要確立戀愛關系，就可以發生性行為”這一問題，接受此觀念的大學生占２３．５％，“說不清”的占３５％；在回答“您有過和異性同居的行為嗎”問題時，表示“有”的竟占５２％，而女生竟高達６７．３％。
《家庭》雜志社家庭研究中心與有關機構合作，調查了廣州地區的100名非婚同居者。調查資料顯示：
1.非婚同居的年齡、教育程度、職業 ：年齡一般不超過30歲（占66%）；教育程度在初中與高中之間（分別占32%、45%）；職業以工人、商業服務人員和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居多（分別占20%、18%和14%）；性觀念較“開放”。
2.非婚同居的理由：67%的人選擇非婚同居是“因相愛而生活在一起”，只有1/6的人表示非婚同居目的是試婚，認為非婚同居是“可取”的最大理由則分別為“可以為正式結婚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占25%），“有助于日后正式結婚后夫妻幸福和諧”（占24%），以及“發現雙方不合適容易分手”（占24%）。這表明“試婚”是那些非婚同居者的最主要的動機。
3.男女雙方在同居問題上是否“一拍即合”：近半數（46%）是男女雙方都有這樣的想法而同居的。由男方提出，女方樂意接受的占17%，“因為已經發生性關系，不得已而為之”的占11%。同居中的男女雙方基本上屬于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關系，他們之間只有12%在口頭上或書面上有過同居的約定或訂過合同等；但約束力顯得相當弱。
4.非婚同居者對目前的“生活伴侶”評價：64%的同居者認為目前的“生活伴侶”是理想中人，并且有同樣比例的人“非常想”或“比較想”與他們結婚。72%的同居者表示只和一個異性同居，先后與兩個或三個以上的異性同居的分別占8%和5%。同居時間短的僅一個月，長的達11年以上。這些同居的異性對象認識的主要途徑依次為同事、朋友（占51%），同學、鄰居（占16%），自己偶然認識（占11%）等。
5.非婚同居失敗對當事人意味著什么 ：非婚同居期間的“準夫妻生活”不能不對當事人，尤其是女性產生極大的影響，其中17%的人提到有過人流的經歷，另有2%的人生下了“私生子女”。他們當中，經常或有時“采取避孕措施”的分別占26%和32%。半數以上（占58%）的同居者表示考慮過萬一同居失敗會對今后擇偶、婚姻等帶來不利影響。假如同居失敗，感到“非常痛苦，無法接受分手的現實”的比例最高，占21%；提出“再也不想采取同居方式”的次之，占18%；覺得“心里難受，但只好自認倒霉”的占14%；表示“根本不在乎”的占13%；另有8%的提出“振作精神，再找一個合適的同居”。由此可見，同居失敗對當事人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6.非婚同居者有否感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當問及“你實行非婚同居，周圍的人知道嗎”時，表示朋友知道的占44%，父母知道的占36%，鄰居知道的占20%，單位知道的占10%。只有28%和22%的同居者感受到來自父母的壓力或社會輿論的壓力。而來自單位的壓力則更小，僅有12%的人感受到。
7.非婚同居者的性觀念如何：41%的人認為“只要男女相愛，婚前同居可以接受”；另外，有半數的人認為目前中國社會在性問題上是屬于“十分開放”或“較開放”。
為上。
當今世界同居興起的原因
首先，60年代中期，歐美社會一部分年輕人率先舉起反傳統的旗幟，對主流文化中的一切信仰、價值觀、生活方式等提出了大膽的挑戰。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自然也在受批判和懷疑之列。一時間，交換配偶、聯合家庭、公社群居、性俱樂部、同居等新潮伴隨著“離婚爆炸”與“性自由”而競相爭奇。可以說，在60年代青年“反叛”運動中的性自由浪潮，最終沖破了對婚前性關系的禁忌；而60年代開始的“離婚爆炸”局面，又使年輕人失去了對婚姻的信心。許多人不敢大膽涉足婚姻，而是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或者算著怎樣將今后分手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因而不愿對兩性關系作長期投入。
其次，由于青少年性成熟與性活躍期提早，而人們結婚的年齡又普遍推遲，因此年輕人易于在“性待業期”同居；而物質生活的日漸改善，使成年男女有條件與父母分開居住；他們在這段時間采取同居生活方式，既可省錢，又可獲得異性的陪伴，較“方便”地得到性滿足。此外，隨著避孕技術越來越方便有效，廣告媒介中的性娛樂宣傳增多，社會上的性服務行業的興盛等等，都在為同居關系推波助瀾。
同居關系的時興也與女權運動高漲有關。女權主義者們指責一夫一妻制婚姻歷來以男人為統治者，因而期待同居關系給女性帶來平等權利和獨立自主的空間。加之，婦女紛紛進入勞動市場而獲得經濟獨立之后，使婚姻對她們來說似乎不是必須和理想的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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