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軍 ]——(2012-4-9) / 已閱31371次
在我國刑法中，體現了責任原則的規定很多，例如，《刑法》第14條關于故意犯罪的規定、《刑法》第15條關于過失犯罪的規定、《刑法》第16條關于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的規定、《刑法》第17條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刑法》第18條關于精神病人的規定等等，都是責任原則的具體體現。
值得重視的是，我國刑法中也有一些規定創造性地運用了功能責任論。例如，我國《刑法》第201條第4款規定：“有第一款行為，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后，補繳應納稅款，繳納滯納金，已受行政處罰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但是，五年內因逃避繳納稅款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以上行政處罰的除外。”這一規定表明，即使行為人實施了符合逃稅罪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只要行為人通過事后行為充分表達了對禁止逃稅的刑法規范的尊重，那么，就可以不對其動用刑罰；相反，即使行為人被迫補繳了應納稅款，由于在其多次逃稅的行為中表達了對禁止逃稅的刑法規范的否認，也要對其動用刑罰。再如，我國《刑法》第449條規定：“在戰時，對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沒有現實危險宣告緩刑的犯罪軍人，允許其戴罪立功，確有立功表現時，可以撤銷原判刑罰，不以犯罪論處。”這一關于戰時緩刑的規定，更是體現了機能責任論，它使行為人事后對法規范的積極態度具有消除被宣告緩刑的犯罪之效果。
但是，我國刑法中也存在一些違反責任原則的規定。例如，我國《刑法》第65條關于累犯“應當從重處罰”的規定，就可能在個案中違反責任原則。雖然我國刑法沒有日本刑法中可能導致累犯被加重處罰的規定，比日本刑法關于累犯的規定要輕緩得多，但是，并非在所有的累犯案件中，行為人都應當受到更嚴厲的譴責。例如，行為人因為實施傷害罪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刑滿釋放后一直表現很好，卻在第四年因為母親被人無故辱罵，而在與辱罵者的爭吵和打斗中將辱罵者打成重傷。如果新犯下的傷害罪的基準刑是5年有期徒刑，那么，根據2010年9月13日下發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關于對累犯“可以增加基準刑的10％－40％”的規定，就應當對行為人判處最低5年半、最高7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在這個例子中，由于行為人是因為母親被人無故辱罵才實施傷害行為的，值得原諒，可譴責性小，所以，應當判處低于5年的有期徒刑。我認為，針對累犯規定“可以從重處罰”，就已經足夠了。
再如，根據我國《刑法》第239條第2款的規定，犯綁架罪，“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這種關于絕對法定刑的規定，也可能在個案中違反責任原則。綁架行為致使被綁架人死亡的情形很復雜，在有些綁架罪中，雖然行為人對被綁架人的死亡負有責任，但是，并未達到應當判處行為人死刑的程度。例如，行為人控制了他2歲的表弟后，打電話給他的舅舅，威脅說：“必須盡快將2萬元錢放在大橋第2個橋墩下，否則，弄死你兒子！”結果，在行為人長時間與他舅舅電話交涉后，已經答應送他表弟回家，但是，回頭一看，他的表弟已經掉進河里淹死了。在這個例子中，盡管行為人造成了他表弟的死亡，判處他死刑也是不合理的，因為行為人沒有實施積極的致死行為，并且已經表現出悔意。通過適用《刑法》第63條第2款關于酌情減輕的規定，并不能完全消除這種不合理性，因為酌情減輕規定不僅存在啟用程序上的困難，而且存在減輕幅度的限制。
在我國未來的刑事立法中，還需要進一步貫徹責任原則。
（二）刑事司法
在我國的刑事司法中，大體上貫徹了責任原則，這一點，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司法解釋中有比較明顯的表現。
眾所周知，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月17日發布的《關于行為人不明知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雙方自愿發生性關系是否構成強奸罪問題的批復》受到了我國一位著名法理學家的批評。該批復中關于“行為人確實不知對方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雙方自愿發生性關系，未造成嚴重后果，情節顯著輕微的，不認為是犯罪”的規定，被批評為“不公正的司法解釋”。如果行為人因為承認“不得奸淫幼女”的刑法規范而努力去認識對方是否屬于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卻因為對方的身體狀況甚至是欺騙等客觀原因而確實不知對方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時，行為人就存在關于對方不是幼女的認識錯誤，又由于這種認識錯誤是客觀原因引起的，不能歸責于行為人，行為人就無法產生避免違反“不得奸淫幼女”這一刑法規范的動機。即使行為人事實上與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發生了性關系，也不能說行為人是富有責任地違反了“不得奸淫幼女”的刑法規范。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釋符合責任原則，是公正的。
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1月發布的《關于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指出：“對案發后真誠悔罪并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的案件，應慎用死刑立即執行。”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2月8日發布的《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也指出：“被告人案發后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并認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在我看來，這些都是符合責任主義的規定，應予肯定。被告人案發后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并認罪、悔罪的，就證明他在犯行后發生了責任的變化，從否認法規范轉向承認法規范，當然應當對其酌情從輕處罰，特別是不應對其適用死刑立即執行。但是，對這些規定，張明楷教授卻提出了一些疑問：
其一，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的，是否意味著被告人的特殊預防必要性一定減少？倘若被告人闖入五口之家，殺死一人、砍傷一人后被制服，在法院核準死刑時，他為了保住性命，以便出獄后殺死被害人全家，是否意味著其特殊預防的必要性減少？其二，……既然被告人真心悔罪，就能表明其特殊預防的必要性減少，為什么還附加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的條件？其三，為什么對真誠悔罪但因為沒有賠償能力而未能賠償的犯罪人，就可以適用死刑立即執行？這難道不是貧窮就償命嗎？{43}
我認為，張明楷教授的這些疑問恐怕都是基于誤解而產生的。就第一個疑問而言，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的，的確并非都意味著被告人的特殊預防必要性一定減少，在張明楷教授所舉的“被告人闖入五口之家，殺死一人、砍傷一人后被制服”的例子中，被告人的特殊預防必要性會更大。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規定中，“真誠悔罪”和“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是兩個并列的條件，缺一不可，因此，在張明楷教授所舉的例子中，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規定，是不可能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的。就第二個疑問而言，之所以附加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的條件，是因為“真誠悔罪”必須具有可以清楚認識的保障，否則，“真誠悔罪”就會成為純主觀的難以客觀把握的說詞。沒有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的客觀行動，怎么就能保證被告人是真誠悔罪？就第三個疑問而言，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規定強調的是被告人“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的行為，而不是被害人的損失最終得到了被告人賠償的結果。如果被告人真誠悔罪，積極行動，將他唯一的財產“一頭老母豬”賣掉并四處借錢，也僅僅賠償了被害人百分之一的損失，那么，被告人也是在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盡管他是窮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規定，也不會讓他償命。行為人對規范的承認，主要表現在行為人的行為之中，而不僅僅表現在行為人行為的結果之中，過于強調結果的無價值或者有價值，就會妨礙人們根據規范去行動的努力，就難以實現規范性交往。
但是，正如張明楷教授所意識到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確沒有全面處理好貧困與犯罪的問題，它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的某些規定，并沒有貫徹責任原則。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5日發布的《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指出：“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據這一規定，成立犯罪的條件不是行為人是否實施了積極賠償損失的行動，而是行為人是否具有賠償損失的能力。行為人是否具有賠償損失的能力與行為人的責任有什么直接的關系呢？總不能說一個直到發生交通肇事時都沒有任何違法行為的人就一定有能力賠償三十萬元以上的損失。守法就一定富有，這不可能是從“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的命題中得出的唯一結論，因為一個守法的人很可能根本無法進入市場去賺錢。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規定很可能是脫離人民的，會使那些無能力賠償三十萬元以上的損失的人民僅僅因為自己的貧困而被判決為犯罪，這無論如何有違責任原則。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5日發布的《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還指出：“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很明顯，這一規定是把法益損害發生之后的對待法律的態度，作為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條件之一。只要以功能責任論為前提，行為人的責任就可以隨著行為人事后對待法規范的態度而改變。但是，行為人事后對待法規范的態度具有的是影響量刑的功能，甚至可能具有消極的出罪功能，但是，不應該具有積極的人罪功能，否則，就違反了行為刑法的要求。只有符合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才能改變法益狀態。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解釋是否混淆了定罪責任和量刑責任，尚需進一步思考。{44}
責任問題，主要是行為人選擇不法（法益的侵害或者危險）的意志決斷問題。但是，在某一個案中，很難從行為人的責任中推導出刑罰的精密尺度。應當從眾多個案的比較中、從累積的判例中，發現刑罰與責任的比例關系。這就需要我國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更多的全面貫徹責任原則的刑事司法解釋，促進法院的刑事判決符合責任原則，從而在符合責任的刑罰運用中實現實質的司法正義。
（三）刑法理論
我國刑法理論貫徹責任原則的狀況，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對很多刑法規定的理論詮釋，都應當根據責任原則來進行。下面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第一，彈性情節的適用，應當以行為人的責任為根據。
我國刑法中規定了很多彈性情節，在適用彈性情節時，應該考慮的主要是行為人的責任問題。例如，我國《刑法》第7條第1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這里的“可以不予追究”是一種彈性規定，是否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需要根據行為人事后是否表現了對相關規范的承認來決定。再如，《刑法》第67條規定：“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是否對自首的犯罪分子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也要根據行為人事后是否表現了對相關規范的承認及其承認的強烈程度來決定。一個販毒集團的成員為了追殺已經入獄的獨吞贓款的團伙成員，而向司法機關自首的，這雖然也是自首，但絕不是從輕甚至減輕處罰的理由。
第二，在處理醉酒人的犯罪問題時，不能忽視責任原則的貫徹。
我國《刑法》第18條第4款規定：“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我國很多學者對這一規定的解釋，是如此粗糙，以至于很多對醉酒人犯罪的司法判決，都違反了責任原則。例如，一個平常表現很好的行為人，因為家庭瑣事，晚上與父親爭吵后，到街上的羊肉泡饃店喝醉了酒，被羊肉泡饃店的服務員送回家后，在泥醉狀態，用刀砍死了送他回家的這位服務員。對于這種案件，我國刑法學界的通說認為，行為人的行為成立故意殺人罪，司法實踐中不乏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的判例。{45}但是，行為人在飲酒前根本沒有殺人的故意，在泥醉狀態中又不知道自己在殺人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殺人行為，或者可能因為醉酒而產生了必須進行正當防衛的錯覺，總之，在殺害他人上是沒有責任的，不應認為行為人的行為成立故意殺人罪。
第三，關于作為中止犯成立條件之一的“有效性”，也應當根據責任原則來解釋。
我國刑法學界的通說認為，行為人雖然“自動采取措施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但如果發生了行為人原本所希望或者放任的、行為性質所決定的犯罪結果，就不成立犯罪中止。”{46}但是，我認為，我國《刑法》第24條規定的“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是指自動實施了能夠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行為，應該重視行為人實施的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行為的有效性。如果行為人實施的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行為本身是有效的，即使結果發生了，也應認為成立中止犯。例如，行為人以殺人故意向被害人捅了兩刀后，又后悔了，及時將被害人送到醫院，醫院本來能夠把被害人搶救活，卻因為在醫生手術中醫院停電，導致手術失敗，被害人死了。在這個例子中，行為人的行為仍然成立故意殺人罪的中止犯。不能因為結果發生了，就都認為是既遂，最終要看所發生的結果能否歸責于行為人。
第四，應該用行為人的責任，來限定一些刑法用語的含義。
不少刑法用語，都應當從行為人的責任這一角度進行解釋。例如，我國《刑法》第49條第2款規定：“審判的時候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對‘這里的“特別殘忍手段”，應當用行為人對待法規范的態度（也就是說：責任）來限定。如果有人解釋說：“一個審判時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殺人，向被害人捅了20多刀并碎尸的，屬于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應當判處死刑，”是我不能完全同意的，關鍵仍然在于行為人在與法規范的聯系中表現出的責任大小。向一個將自己父母雙亡的13歲的孫女強奸致死的流竄犯捅了20多刀并碎尸的，無論如何，不屬于《刑法》第49條第2款中規定的“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情形。
第五，關于醉駕問題，也應當從行為人的責任這一角度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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