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昌庚 ]——(2012-7-25) / 已閱18224次
注釋
林維業、劉漢民：《公安機關應對群體性事件實務和策略》，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1 頁。
于建嶸：《當前我國群體性事件的主要類型及其基本特征》，《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第115頁。
嚴勵：《秩序的中國解讀---轉型期中國社會矛盾之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331頁。
王學輝等：《群發性事件防范機制研究》，科學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1頁。
參見顧培東：《試論我國社會中非常規性糾紛的解決機制》，《中國法學》2007年第3期。
任紅杰：《社會穩定問題前沿探索》，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57頁。
曾慶香、李蔚：《群體性事件：信息傳播與政府應對》，中國書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5-46頁。
王國勒：《社會網絡視野下的集體行動》，中國人民大學2008 年博士論文，第5 頁。
參見章武生：《論群體性糾紛的解決機制---美國集團訴訟的分析和借鑒》，《中國法學》2007年第3期；吳澤勇：《群體性糾紛解決機制的建構原理》，《法學家》2010年第5期等。
福建省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和諧社會建設與社會群體利益協調----群體性事件的成因與對策研究”課題組：《群體性事件的成因與對策研究》，《東南學術》2010年第5期。
鄭杭生：《用制度創新的鑰匙開啟社會矛盾化解之門》，《中國教育報》2007年8月11日。轉引自周錦章：《群體性事件產生的機會結構及對策》，《甘肅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
參見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23/28/19/8_1.html ，訪問時間2011-4-15。
參見[美]卡爾．科恩：《論民主》，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185頁。
參見李昌庚：《中國語境下的政治民主化與社會穩定的博弈與平衡》，《學習與實踐》2009年第4期（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政治》2009年第7期）。
參見[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陳郁、郭宇峰、李崇新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
參見[美]Ｌ．科塞：《社會沖突的功能》，孫立平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4頁。
在這樣一種社會，尚無法用“公民”來稱呼“民眾”。相應的，與政府官員不對等的具有等級和“恩賜”色彩的“群眾”概念似乎也具有某種意義上的消極色彩，無論是否有意識這樣認為，但事實如此。
參見顧培東：《試論我國社會中非常規性糾紛的解決機制》，《中國法學》2007年第3期。
[美]塞繆爾．ｐ．亨廷頓：《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張岱云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頁。
[美]塞繆爾．ｐ．亨廷頓：《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張岱云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頁。
參見[美]塞繆爾．ｐ．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10月版。
參見[美]羅斯科．龐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廖湘文、高雪原譯，夏登峻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頁。
在信訪制度設計天然缺陷的情況下，有些學者還在津津樂道如何完善信訪制度的偽命題。諸如此類的現象不在少數，理應值得學界反思。
參見馮鋼：《轉型社會及其治理問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101頁。
曾慶香、李蔚：《群體性事件：信息傳播與政府應對》，中國書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頁。
筆者認為，基于國情考量，我國有強調該觀點的必要性。當然，這僅是一般意義而言，也有諸多例外。比如具有私權屬性的專利權一旦與公共健康等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則要考慮公共利益優先等。
王偉：《試論20世紀50-60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艱苦歷程》，《吉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第42頁。
參見趙克：《群體性事件的根源分析及其化解---基于社會運行機制的分析》，《學習與實踐》2008年第4期。
[美]羅納德．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信春鷹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頁。
李昌庚：《中國語境下的政治民主化與社會穩定的博弈與平衡》，《學習與實踐》2009年第4期（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政治》2009年第7期）。
陳晉勝：《群體性事件研究報告》，群眾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頁。
周向陽：《清代應對“群體性事件”的立法研究》，《求索》2010年第2期。
參見劉霞、向良云：《公共危機治理》，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167頁。
參見于建嶸：《當前我國群體性事件的主要類型及其基本特征》，《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雖然在社會轉型期，合法性和正當性尚存有困惑，但起碼有一個社會公眾的基本價值評判。以此作為本章節內容闡述的基礎。但問題的根本還在于體制轉型，以充分解開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困擾。
如果脫離了特定時期及特定類型的案件，而一味地追求“大調解”及其相應的司法能動主義，則是司法能動主義的誤讀，也是司法的倒退！
（本文發表于《江蘇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
作者簡介：
李昌庚，男，1971年11月出生，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南京曉莊學院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經濟法總論、國有財產暨國有企業法和民主憲政等。
本文是筆者主持的中國法學會部級課題“社會轉型時期群體性事件對策研究”（項目編號：CLS-C1001）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初稿完成于2011年6月，定稿于2012年2月，其中主要內容在2011年6月第5期中國法學青年論壇上做過主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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