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莊華偉 ]——(2012-12-13) / 已閱9458次
環境侵權行為因其特殊性，舉證責任也有別于一般侵權行為，其主要差別在于環境侵權的受害人難以按照傳統的舉證責任制度來舉證，進而使其自身權利難以得到有效救濟。本文從合理分配環境侵權舉證責任，平衡環境侵權行為中雙方當事人利益的角度出發，研究分析我國環境侵權行為的舉證責任分配所體現出的公平正義價值。
一、舉證責任分配的理解及意義
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又被稱為證明責任，是指法律要求訴訟當事人對自己主張的事實，應當提供相應的證據予以證實。完整的舉證責任應包括兩個方面內容，即提出證據的責任和說服責任。一方面，從行為意義上，當事人為避免敗訴風險，對其主張事實需提供證據進行證明；另一方面，從結果意義上講，即使當事人對其所主張的事實進行了證明，但該待證事實最終也是真偽不明，也應承擔裁判上的不利后果。
舉證責任是民事訴訟證據制度的核心，舉證責任的分配是指在按照一定的標準，將事實真偽不明的敗訴風險，在雙方當事人之間進行分配，平衡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訴訟風險。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也就是學者們歸納的“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性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一般認為，民事訴訟中的主體是平等的，因此，所承擔的舉證責任也應該平等。如果僅從字面分析，該條僅是在行為意義對舉證責任進行了規定，因此在后續出臺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等司法解釋中，對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做出了更為細化和深入的規定。從上述法律規定的內容來看，我國已經形成了以法律要件分類說為基礎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體系。即：凡主張權利發生的當事人，需就構成該權利發生的法律要件事實負擔舉證責任；凡主張該權利消滅、障礙、制約的當事人，也應相應的就構成該法律要件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具體到侵權行為中，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侵權行為、損害事實、加害人過錯、損害事實與行為人之間的因果關系。雙方當事人也應該圍繞以上有爭議的法律要件事實進行舉證。
與一般性的“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分配制度相對應的是舉證責任倒置規則。隨著社會、經濟、科學的不斷發展，產品質量、醫療、高度危險作業及環境污染等等糾紛的產生，讓法律人們越來越感覺到了“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的不足。因為讓缺乏專業知識、無信息來源、無經濟實力的受害人承擔上述種種糾紛的舉證責任，就會使他們陷入因舉證不能進而承擔權利救濟無望的后果，而這顯然有悖于舉證責任分配所遵循的公平正義原則。舉證責任的倒置，是指將依據法律要件分類說應當由主張權利的一方當事人負擔的證明責任，改由否認權利的另一方當事人就法律要件事實的不存在負擔舉證責任，通俗來講，就是“我主張，你舉證”。在侵權訴訟中，按照法律要件分類說，本應當由主張賠償請求權的原告負證明責任，但在舉證責任倒置的語境中，否認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被告就需要對自身無過失、對原告所受損害與自己的違法行為無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二、環境侵權行為的特性分析
與一般侵權行為相比，環境侵權行為有其特殊性與復雜性，這也要求在環境侵權案件中的舉證責任分配，需與一般侵權行為有所區別。
第一，環境侵權行為具有間接性與復雜性。區別于一般侵權行為，環境侵權的侵權責任人、侵權行為，均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環境侵權人并非直接對受害人實施侵權行為，而是通過環境來影響。因此，受害人的權利即便受到了侵害，也并不能直接迅速的找出實施侵權行為的行為人，并且，隨著經濟的不斷進步，科學的不斷發展，許多侵權行為并非單獨的對受害人造成影響，受害人的權利受損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綜合性的，侵權人與侵權行為隱蔽性更強。
第二，環境侵權行為的損害結果難以確定。一方面，環境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害范圍往往特別大，涉及受害人較多。如酸雨致害，漁業污染等；另一方面，環境侵權行為的結果相當大一部分都有潛伏性與持續性的特點。如污染物的排放可能并不會立即對環境、對受害人造成影響，具有很強的潛伏性。同時，即便是立即產生影響，侵權行為人停止了侵害，但損害后果也并不會因此而停止，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害，會在不知不覺中長時間影響受害者。
第三，環境侵權行為的主體關系具有不對等性。在環境侵權中，致害方與受害方的地位、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力的能力都有差距，傳統民法中的平等性在環境侵權行為中難以達到法理上的一致。再者，相對于致害方而言，受害方是弱者，從基于保護弱者的公平正義理念出發，也需要我們在舉證責任分配上對受害方有所考慮。
綜上三點，《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規定：“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也就是說，正式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在環境侵權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實施倒置。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這種舉證責任倒置，轉移的只是部分要件事實，而不是全部。就損害事實及損害后果，原告仍需承擔舉證責任。只有完成了這些證明責任后，被告拒不承擔法律責任就需舉證證明存在上述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
三、環境侵權舉證責任分配的特點及原因分析
前文已經講過，一般侵權行為案件中，當事人需要就侵權人的侵權行為、主觀過錯、受害人的損害結果及加害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這四大要件進行證明。具體來說，我國環境侵權行為舉證責任的分配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環境侵權行為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
因環境侵權行為的特殊性，我國以及世界多數國家，都將環境侵權行為作為一種結果責任，不考慮侵權人的主觀方面，即“有損害有責任，無損害無責任”。環境侵權行為受害人的損害事實既已發生，就可以推定加害人有責任（二者當然需要有因果關系），加害人無過失的理由對其承擔責任無影響，其不得以“無過錯”來進行免責抗辯。這也符合社會實質公平正義的追求。因此，在環境侵權行為案件中，我們可以不必考慮侵權人的行為是否有過錯，只要具備一般侵權行為的其他三個要件，侵權人就需要承擔侵權責任。也就是說，當事人只需就剩下的三個方面在舉證責任內進行分配。
（二）環境侵權行為中的侵權行為舉證責任由受害人承擔
向環境排放污染物，本身并不必然具有違法性與可責性，因為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污染行為成為了一種客觀存在，只有污染行為在法律、制度規定的許可范圍內，其本身并不具有可訴性。因此，受害人就侵權行為起訴，需要就存在該侵權行為進行舉證，因為如果將這一責任轉移給侵權人，勢必會造成眾多企業疲于應訴，消耗社會資源。當然，侵權人也可以對自己沒有侵權行為提出證據，證明自己并非適格被告。
（三）環境侵權行為中因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害后果由受害人承擔
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害后果，分為經濟上的與非經濟上的，經濟上的包括對人的生命、健康、財產造成的直接損失，非經濟上的包括對人的正常生活、學習造成的妨害及精神上的傷害。從一般侵權行為的舉證責任來看，受害人在起訴時，就需要有具體的訴訟請求，這就需要通過對自身所受損害的范圍、程度、具體數額及計算方式進行舉證。
（四）環境侵權行為中損害后果與侵權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由侵權人承擔
一般侵權行為中，受害人除了證明損害后果和侵權行為的存在外，還需要對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舉證，這也是整個證據鏈條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在一般侵權行為中，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并不難鎖定。但是在環境侵權行為中，要明確二者的因果關系，對于普通的受害者來說，確實存在困難。前文已經提到，環境侵權行為本身就具有隱蔽性與持續性，而環境侵權中的因果關系中，原因行為還往往具有復雜性與綜合性，一因多果，多因一果的情形時有發生，并且局限于現階段的科學水平，有些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還有可能不能全面正確的認識。加上主體之間的不對等性，無形中加大了受害人承擔舉證不利進而敗訴的風險，導致權利救濟不能。以上幾個方面的特點，決定了環境侵權因果關系的認定，適用傳統意義上的因果關系舉證分配明顯不妥。正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均對環境侵權行為的因果關系舉證責任進行了倒置的分配。
四、我國環境侵權行為舉證責任分配存在的問題
（一）、有關因果關系的責任倒置規定太過單一
因果關系到底應該由誰來承擔舉證責任是由法律預先設定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所決定。在環境侵權行為舉證責任倒置的問題上，加害人承擔的舉證責任范圍包括：具有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實施的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無因果關系。如果加害人對上述兩項內容不能提供充實的證據加以證明，則承擔對其舉證不利的后果。反之，受害人僅需證明存在環境侵權行為和損害后果，至于二者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不在其考慮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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