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宗智 ]——(2000-12-18) / 已閱79151次
所謂違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主要是指在刑事訴訟中應當排除那些通過非法搜查和扣押獲取的物證的規(guī)則。
現代任何國家的刑事訴訟法都禁止以違反法律的方式獲取證據，然而對非法獲得的證據能否獲得證據能力，成為定案根據，卻既有共識，又有不同的意見和相異的處置。
美國是實行非法物證排除規(guī)則的主要國家。它通過一系列判例確定通過違法的、無根據的搜查和沒收所獲得的證據，以及通過違法收集的證據發(fā)現、收集的證據（派生證據）均應排除。根據“毒樹之果”的理論，以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其使用是有害的，因為它會鼓勵警察的違法行為，縱容對公民隱私、住宅和人身等權利侵犯，破壞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沖擊，為增強有罪證據的力量，近年來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確認了規(guī)避排除規(guī)則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終或必然發(fā)現”的證據不適用排除規(guī)則；偵查人員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違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適用排除規(guī)則。此外，最高法院還進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為必須與犯罪給社會造成的損失一起衡量。也就是要對非法搜查所獲證據的取舍作利益權衡。
英國、德國和法國等西方國家與美國的態(tài)度有區(qū)別，這些國家并不一般地排斥違法取得的物證。而是注意違法的嚴重程度以及排除違法證據對國家利益的損害程度，進行利益權衡，同時賦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對于證據取舍的自由裁量權。當然由于價值觀念的差別等原因，這些國家對違法證據取舍的傾向性也有一定區(qū)別，但總的看，排除違法物證并未在這些國家形成一個確定的證據規(guī)則，在實務中，對這些證據排除也持十分謹慎的態(tài)度。
對違法獲取的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物證是否排除，從根本上講是一種價值選擇，或者著眼于保護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否定非法取得的證據材料的證據能力，或者為追求本案的客觀真實并有效的實現國家的刑罰權而肯定其證據能力，前者體現了現代刑事訴訟中追求實體真實以懲罰犯罪的目的；后者體現了嚴守正當程序以保障基本人權兩大目的尖銳對立。
（四）自白任意性規(guī)則
自白任意性規(guī)則要求，凡是通過違法或不恰當的方式取得的并非出于陳述人自由意志的自白應當絕對排除。而且，如果對自白的任意性有疑問也應當排除。對自白的任意性，如果被告人方面提出異議，檢察官有義務向法庭證明其確屬自由意志，可傳喚原訊問人員到庭作為證人加以詢問。任意性法則早在１８世紀后半期就為英國所采用。到１９世紀前期，因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人權保障思想的影響，任意性法則受到西方國家的普遍重視。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都把口供是否具有任意性作為其取得證據能力的要件。
自白任意性規(guī)則存在的主要根據有四點。其一是反對強迫性自我歸罪的價值觀念。由這一價值觀念，西方發(fā)展出“沉默權”制度，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對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的詢問享有沉默的權利，根據這一權利，只有嫌疑人自動放棄沉默權作出的供述才是合法和有效的；其二是鼓勵正當的警察行為。要求對那些即使有正當理由被懷疑從事了犯罪行為的人，也應當以合理和文明的方式對待，而不應使用不適當的審訊方法；其三是認為這一規(guī)則有利于在刑事訴訟中維持控辯雙方適當的平衡，而強迫供述必然打破這種平衡。其四是防止判決受到不可靠的強迫性口供的影響。西方比較普遍的對被告的非自愿口供的真實性持有懷疑，因此反對將其用作證據。
違反任意性規(guī)則的情況除刑訊逼供等極端方式外，還包括所謂“內在性逼迫環(huán)境”以及“間接性強迫影響”等。前者如辱罵、恐嚇、長時間的審訊、未依法及時將嫌疑人交司法官員、未通知嫌疑人的合法權利或禁止其行使這些權利（如會見律師等）等等。后者如許諾不予起訴或放棄指控從而騙取被告供述等。這些做法由于違反了自白任意性規(guī)則，所獲口供原則上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五）反對誘導性詢問規(guī)則
這一規(guī)則，主要是應用于庭審的證據規(guī)則。誘導性詢問，是指詢問者的詢問強烈地暗示證人按提問者的意思作出回答。如傷害案件中，辯護律師問被告：“你根本沒有動那把刀，這是不是事實？”。這是典型的可能產生誤導的誘導性提問，又如詢問證人：“你是否干了……？”這是貌似中性的誘導性詢問。
不過，這一規(guī)則在應用中有一些例外，如英美刑事庭審大致允許以下例外：１．在涉及與案件核心問題無直接關系的預備性或入門性事物時允許適用誘導性問題。例如：問：“你是在光宇公司工作，對嗎？”。２．當證人在接受直接詢問時作出與過去不一致的回答時，公訴人或律師可以根據證人過去的陳述提出誘導性問題，對證人進行質詢。３．在對理解能力有限的證人，如智力低下的人或孩子，進行直接詢問時也可以酌情使用誘導性問題。４．對于那些顯然可以啟發(fā)其記憶的證人可以適時提出誘導性詢問。這是指有些證人答案就在嘴邊卻想不起來，此時使用誘導性問題喚醒其記憶，在某些情況下（如征得法官同意）是合適的。５．對鑒定人，即所謂專家證人，提出誘導性問題常常是允許的。６．對于對方或敵對的證人可以提出誘導性問題。因為在這種詢問之前證人已接受了非誘導性的主詢問，而且?guī)缀醪淮嬖谶@種證人接受誘導性問題中所包含的虛假暗示的危險。
（六）意見規(guī)則
意見規(guī)則，或稱意見排除規(guī)則，是對抗制訴訟中一項重要的證據規(guī)則，但其精神同樣適用于非對抗制訴訟。意見規(guī)則將作為證據的陳述分為兩類，一類是體驗陳述，指陳述人就自己所體驗之事實而為之陳述：一類是意見陳述，指其人依其特別知識和經驗，陳述其判斷某一事項之意見。前一類陳述為證人（包括被害人和被告人）的陳述，后一類陳述為鑒定人的陳述。意見規(guī)則就是要求證人作證只能陳述自己體驗的過去的事實，而不能將自己的判斷意見和推測作為證言的內容。
意見規(guī)則確立的理由是：1.認定事實、作出判斷系法官職責所在，證人的責任在于提供法官判斷事實的材料，而不能代行法官的判定職能。２.法庭需要證人提供其經驗事實，而意見和推測并非證人的體驗，因此在證據上并無用途，而且容易導致立法混亂，可能會因提供有偏見的推測意見而影響法官客觀公正地認定案件事實。
意見規(guī)則適用的前提是區(qū)分事實和意見。一般說來，觀察體驗的情況為事實，推測、判斷的陳述為意見。但在某些情況下，二者關系密切，難以完全分開，因此，對于直接基于經驗事實的某些常識性判斷，不能作為意見證據加以排除。例如：１．相比較事物的同一性和相似性；２．某種狀態(tài)。如車輛的快慢，人的感情等心理狀態(tài)；３．年齡與容貌；４．氣候；５，物品的價值、數量、性質及色彩；６．精神正常與否；７．物的占有和所有等。這些事實情況，實際上難以用非判斷方式來表達。 因此可能視為意見規(guī)則的現實性例外。臺灣學者 陳樸生在其所著《刑事證據法》舉兩例說明二者 的區(qū)別。一例是證人于車禍發(fā)生時，并未在場，僅 事后經過現場，但其認為被告人并非穿越軌道， 而被輾斃，系出于推測，又未說明其根據，屬于意 見陳述，應予排除；第二例是，證人被詢問：“你看 見被告時，是否酒醉？”證人答：“我看見他，手持 酒瓶，走路顛顛倒倒，有酒醉的樣子”，則因其體驗的事實，本含有推斷的要素，不是單純的意見 和推測之詞，因此不適用意見排除規(guī)則。
（七）最佳證據規(guī)則。適用于書證。即認為原始文字材料（包括錄音、錄相、攝影材料等）作為 證據其效力優(yōu)于它的復制品，因而是最佳的，因 此有的人將其稱為“原始文書規(guī)則”。這是一項規(guī) 定原始文字材料作為證據有優(yōu)先權的原則。然而 隨著復制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等現代科學技術的 發(fā)展，最佳證據規(guī)則的運用出現了一些新的問 題，如確定從計算機數據儲存中不同時間輸出或 打印出的材料是原始材料還是復制材料等。因此 這一規(guī)則的現代運用已經產生了一些變化。《美 國聯邦刑事訴訟規(guī)則和證據規(guī)則》對這一原則的 規(guī)定大致可以概括為：
１、為證明文字、錄音或照相的內容，要求提供該文字、錄音或照相的原件，除非本規(guī)則或國 會立法另有規(guī)定。原件包括該文字或錄音材料本 身，或者由制作人或簽發(fā)人使其具有與原件同樣 效力的副本、復本。照相的原件包括底片或任何由底片沖印的膠片。任何從電腦中打印或輸出的能準確翻印有關數據的可讀物，均為原件。
２、復制品可與原件在同等程度上采納，但對復制品是否忠實于原件產生疑問或以復制品替 代原件采納將導致不公正的除外。復制品準確復 制原件的副本。
３、在原件遺失或毀壞或無法獲得的情況下，不要求原件，關于該文書、錄音或照相內容的其 他證據可以采納。[4]
三、關于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據規(guī)則
我國刑事訴訟中應當采用什么樣的證據規(guī)則？對此，我認為應當注意三點？
其一，充分尊重體現證據運用的一般規(guī)律以及“控辯型”訴訟的要求的證據規(guī)則。可以說，由于我國刑事訴訟向控辯型轉化，國外的上述經過長期的理論探索和經驗確證所認可的證據規(guī)則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意義上可以被我們借鑒。而且這些規(guī)則的基本內容不僅反映對抗制訴訟的要求，也體現了發(fā)現客觀真實的一般規(guī)律，其中一些內容，實際上在我們過去的訴訟實踐中已經確認或在我們的證據法理論上已經認可，如證據應當有相關性、口供應當補強、對通過嚴重違法所獲取的人證（被告口供、被害人陳述以及證人證言等）存疑甚至不用等。只不過由于訴訟制度的變革，我們需要將一些法律規(guī)范和一些實際做法上升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法律規(guī)則，同時應當適應制度的變化改變證據法上的某些操作方式并確立某些新的規(guī)則。
其二，注意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及其運用條件和環(huán)境的特殊性，對證據規(guī)則作出既反映訴訟規(guī)律又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界定。這里尤其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我國庭審方式并非典型的對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較大程度法官職權運用。由于法官積極運用職權查明案情，對證據規(guī)則的要求應當較之英美等國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如相關性規(guī)則，不需要如英美那樣對相關性（如品格證據的相關性）限制嚴格。同時，我們還要考慮到，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中存在一些特有的做法，這些東西既不存在于當事人主義訴訟，也不存在現代于職權主義訴訟中。如被告不享有沉默權而負有供述義務，那么在證據規(guī)則上我們對口供自愿性的要求與國外應有較大區(qū)別，否則將和法定訴訟制度與證據制度相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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