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選輝 ]——(2013-10-6) / 已閱17528次
摘要：自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1］（以下簡稱《消法》）的施行以來，在完善社會維權機制、解決消費權益糾紛、打擊侵害消費者權益違法行為、提高消費者依法維權意識以及促進消費維權運動蓬勃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專門法律的頒布說明了政府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的高度重視。眾所皆知，一部法律的實施需要被約束客體去按法律所體現的意志自覺去遵守，行政部門地嚴格執法，司法機關的依法審判,方能有效地維護法律的尊言,體現法律所表現的階級意志,從而達到法律制定者所預期的目標。我國的《消法》雖然實施了，但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卻未能得到切實完善地保護，眾多受消法所保護的消費者群體卻并未實際運用法律去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95年隨著“王海”現象的誔生，中國出現了一批被經營者冠為“知假買假”王海式消費群體，他們通過自學法律知識和商品知識知假買假以消法49條進行索賠，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打假索賠浪潮。王海現象發生無疑對中國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樹起了典范，喚起了中國廣大消費者的消費維權意識。誰也不可否認，王海現象對中國的消費者維權意識與維權行為的參與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王海現象在中國不斷演繹過程中,他們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49條演繹得繪聲繪色，活靈活現，對社會商品市場秩序的規范做出了貢獻，百姓稱他們為英雄、消費者的保護神。與任何事物的發展規律一樣，王海現象在經歷誕生、高峰、低谷狀態，其與來自社會不同的聲音有著極其重要的關聯。有支持也有反對 “知假買假”索賠行為,其爭議的焦點在于“知假買假”是否屬于消費者這一范疇，學者觀點不一，各地審判實踐也是各不相同，在《消法》的具體適用上存在諸多爭議。“知假買假”者到底是不是消費者？本文筆者對“知假買假”索賠予以支持論，以“知假買假”屬消費者范疇，應保護“知假買假”為主論，論述法律應該保護“知假買假”并提出對“知假買假”保護之問題進行分析、探討，并就《消法》的補充、完善提出一些意見、觀點。
一 、不保護“知假買假” 公眾性之質疑
（一） 不保護“知假買假”涉嫌變相護假
2002年7月13日《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修訂草案）》規定，“知假買假”不屬消費者行為，因而不予立法保護。此舉一經公布，立即在全國各地特別是上海市民中引起巨大反響。人們不禁要問：“王海”們從此無法立足上海，究竟是打假英雄的悲哀還是《消法》的悲哀？上海對知假買假者不保護，到底要保護什么？何為知假買假？上海市消協秘書長趙皎黎認為，只要出現以下三種現象之一的購買行為，就可以認定為是打假行為：一是購買達到一定數量，又沒有確實理由證明直接用于消費行為；二是出現重復購買行為；三是知情者購買行為。此三種消費行為果真列入知假買假范疇，而不受到《消法》保護，確實令人茫然無助、無所適從，很可能讓一些不知假卻買了假的人受到傷害，得不到保護。現實生活中，盡管消費各環節政府都加大了打假力度，盡管涌現出不少“王海”式的打假英雄，然而，各種造假賣假現象依然有增無減，吃穿用的應有盡有，假貨可謂泛濫成災、有愈演愈烈之勢，令人防不勝防，百姓深受其害。回顧在我們身邊發生的全國震驚的“梅花K假藥事件”；“齊二假藥事件”；“欣弗”假藥事件；“阜陽假奶粉事件”；“98年山西朔州假酒案”（后果：20多人致死、數百人被送進醫院搶救；六名造假者被判處死刑）；“2003年云南元江假酒中毒事件”（后果：30多名假酒中毒患者，其中4名患者因中毒過深死亡）；“2002年臺灣宜蘭彰化等縣假酒中毒事件”（后果：8人死亡，20多人中毒）；“臺灣假米酒事件”（后果：十余名民眾出現冒冷汗、眼睛暫時失明等癥狀）；“2005年劇毒敵敵畏茅臺”；2004年“純桂林米酒”毒人事件（后果：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酒販子李久清犯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同時賠償死者家屬經濟損失161635.5元。）；“2004年廣州毒酒殺人事件”（后果：導致14人死亡、41人受傷，首犯程才明以銷售有毒食品罪一審被判死刑，其余14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13年到1年零6個月不等有期徒刑。）以及近期的“三鹿牌嬰幼兒奶粉事件”（致眾多兒童患泌尿系統結石病）……面對如此嚴峻形勢，如果不允許“王海”們在上海打假，無疑是壯了造假賣假者的膽量，顯然不利于約束規范商家，凈化市場環境。就“知假買假者是否屬于消費者”的問題，中國消費者協會副秘書長董京生明確表示：《消法》是全國人大通過的法律，從立法程序來說，地方機構無權對法律中的“消費者”內涵和外延作出限制性解釋，也就是說，上海市消費者協會或上海人大無權將知假買假者排除在消費者之外，除非全國人大作出此規定。另，在《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修訂草案）》中，并沒有“知假買假不受保護”的條款，此觀點只是上海消協一位負責人的個人觀點。董京生表示，任何一部地方性法律，都必須遵循基本法，也就是不能超出[1][2]《消法》的基本準則，《消法》規定除了購買商品用于投入再生產的不是消費者外，其他的都是。如果要更改《消法》中消費者定義的內涵和外延，權利在全國人大，因此上海消協對“消費者”的解釋不符合法律程序。其次，從消費動機對消費行為加以限制，是非常不科學的，因為消費動機很難認定，而且也侵害了消費者的購買自由權；另外，從結果來看，如果真的不保護知假買假者，最終結果只是保護了制假售假者的利益，而受到損害的是依法經營的生產者、銷售者以及消費者。這種結果和立法精神是背道而馳的。董京生由此推定，不論是否有人或有多少人提出這項動議，都不可能獲得通過。打擊假冒偽劣商品，行政機關縱有三頭六臂，恐也力不能及。如此說來，“王海”們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僅不能將他們逐出上海，而且還必須加以重點保護；既要鼓勵他們依法索賠，又要兌現承諾，進一步加大獎懲力度。只有將賣假者罰得血本無歸、傾家蕩產，老百姓才能買得放心，用得安心。［2］因此不保護“知假買假”實際上是變相護假。
（二）知假買假不是消費者無法律依據
從我國《消法》的立法精神與立法目的而言消法是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因此消法規定了消費者的權益與經營者的義務，同時消法也規定了懲罰性賠償條款即消法49條，做為對經營者違反法定義務的一種法律上的懲罰而對消費者權益的重要保護。而隨著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消費者的維權意識的不斷提高，“知假買假”依法索賠方式打擊假冒偽劣，行使公民社會監督權，從法律的法理、社會運用與實踐分析而言，人們對立法條款上是存在理解與運用上的不同異議。
有人認為，知假買假不是消費者，但卻無從證明。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條消費者是指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本法末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保護。從消法定義不難理解消費者的概念即除了購買商品用于投入再生產的不是消費者外，其他的都是消費者。但也有人士認為：“在經營場所觀賞、閑逛、尋人、打假等不是為了生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人，應排斥于《消費者法》保護的對象之處，不屬于《消費者法》調整范圍和保護對象”。［3］筆者認為對于消費者定義應從利于公共利益與利于消費者利益進行立法宗旨及立法精神解說，而非狹隘解說來保護售假經營者，排斥有法律知識、商品知識的合格消費者即“知假買假”行為。《牛津法律辭典》對消費者的解釋是:“那些從經營者處購買、獲得、使用各種商品和服務的人”。［4］"美國《布萊克法律辭典》對消費者的定義是:“指購買、使用、保存和處分商品和服務的個人或最終產品的使用者”。［5］也就是說,無論消費者購買的目的是什么,只要他買了,就是消費者。而國內有些學者將“消費者”的概念理解為“為自己消費而購買的人。”這為“知假買假”的行為而在學界引發了爭論，即消費者是否僅應限定在為滿足自己的消費需要而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人？我國民法專家王利明認為，這種理解過于狹隘，他認為即使是明知商品有一定瑕疵而購買的人，只要其購買商品不是為了銷售，不是為了再次將其投入市場交易，就不應當否認其為消費者。或者說對于“知假買假者”，只要他不是一個商人或者為交易而購買的人，就應當認為他是消費者。至于購買者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于法律問題。對知假買假者適不適用《消法》49條？什么是法律意義的消費者?《消法》49條本身沒有規定，也沒有針對《消法》49條的司法解釋。站在反對的立場上的人士，都是在以自己的理解解釋消費者的概念，并沒有法律依據，因此知假買假不是消費者于法無據，便理所當然是消法所調整范圍與保護對象。
（三）臆測知假買假主觀動機亦沒有客觀依據
在經營者提供商品進行消費時，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是很難準確判定商品的真偽，也不可能從法律意義上直接認定其“知假”，商品購買者知不知假，多是經營者主觀揣測，卻難以提供客觀證據。在處理消費糾紛時其實就是經營者為了抵制消法所規定的懲罰性賠償而主觀臆測，不愿意主動履行賠償義務的不為行為。在一些反對論上更有甚者竟將消費者分為強勢群體（social Strong group）與弱勢群體(social vulnerable groups)，認為《消法》只適用保護弱勢群體，王海式的“知假買假”不屬弱勢群體，理由是“王海式的消費者信息靈通，掌握了一定的信息，有一定的專業知識能力，懂得一定的技術，掌握一定的鑒定能力、法律知識和索賠、訴訟能力且有一定的經濟實力”。［6］在經營者與消費整個群體中，經營者才是強勢群體，而不是與消費群體中的弱勢群體相比得出謊論。做為消費者應該與不法經營者進行反欺詐斗爭，而不是與有法律維權經驗，有商品知識的消費者抗衡。任意將消費群體的剝離是對不誠信經營者的妥協與讓步。也違背了法律立法的根本精神。不難看出恣意排斥強勢消費群體（ social Strong group），是在相對于弱勢消費群體而言。在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誰是強者？知假買假是消費者，是通過自學法律，商品知識而進行的消費維權。倘若誰具備了法律知識、商品知識及維權技能進行維權或有意識地參與維權就不是消費者，不是弱勢群體，未免有些牽強。每年的的三月十五日確定為“國際消費者權益日”進行消費維權宣傳目的是什么呢？宣傳無非就是提高消費者群體的維權意識，增強消費維權觀念，預防商業欺詐并進行反欺詐活動。即便是“知假買假”，也于法無據，考察這種行為該不該受到鼓勵，應在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考慮問題，這種行為打擊了制售假冒偽劣的不法經營者，有利于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有利于消費者維權，也有利于國家實施積極的消費政策。因此在司法審判與行政處理消費糾紛時，臆測知假買假主觀動機是不客觀的，其實質上是侵害了消費者購買自由權。同時，臆猜消費購買動機就是對法律的意淫，只要購買且有有效票據證明消費合同就應當是接受服務是消費者,臆測知假買假主觀動機亦沒有客觀依據。另外，我國最高法院民法專家楊洪逵不贊成說消費者“知假買假”。他認為判斷商品的真假，不應是消費者、商家甚至鑒定機構說了算，而應是通過法院審判確定的。消費者只能是疑假而買，可能是自覺買的，也可能是不自覺買的，然后事后發現的。其懷疑的根據是自己的經驗，并不確定。因此，消費者疑假而買要冒著敗訴的風險，這種風險并不比經營者的風險小。為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和正常的交易秩序，《消法》第49條從法律上對消費者進行保護并對經營者的欺詐行為予以加倍懲罰。這是法律賦予消費者在索賠時的一種權利，允許消費者利用自己的識別能力，對經營者的違法行為進行監督。而且，即使消費者真是知假買假，也是經營者的售假行為發生在先。既然政府能夠制裁經營者，消費者為什么不能得到一點利益呢？法律就是通過這樣一種價值衡量和傾斜機制讓社會力量發生作用，政府和老百姓結合起來共同維權。《消法》是維護消費者利益，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基本法律，該法在價值取向上也是從這一點出發的，體現出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基本精神，“消費者”和“經營者”是相對應的概念，界定消費者的標準，應該看購買者所購的商品或服務是用于生活消費，還是用于獲利的生產經營目的，只要不是用于獲利的生產經營的購買者，都應該是消費者。在此前提下，無論是知不知假的購買者，都應視為消費者，受《消法》保護，不應以“知假買假”為由，將消費者排斥在《消法》保護范圍之外。[7]
（四）知假買假概念的由來、司法實踐運用與分析
“知假買假”這個名詞的由來，筆者認為，之所以出現這個新的名詞是相對于排斥因買到假貨而要求賠償的消費者權益主張而言或者是傳媒出于一種新聞炒做而生產的新名詞。“知假買假”其實質是經營者強加給消費者的概念，是抵制消費權益受損懲罰性賠償的借口而已，“知假買假”反對呼聲最高的無非是代表經營者商業利益的群體，其本身違背了《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在95年與94年消法頒布中間，這個名詞就不存在，聞未所聞，究其因那就是沒有消費者要求經營者對受損害權益進行賠償，也沒有這種要求賠償的意識和理念，消費者未運用消法49條，知之也甚少。那時侯經營者根本想不到這個名詞，因為沒有當今的知假買假影響其利益而已。更何況沒有經營者在因欺詐消費者時主動自愿履行消法49條。當出售假冒偽劣面臨索賠時，制假生產者與售假經營者似乎更熱衷于大論特論“知假買假”為自己籍口轉移視線削弱公眾對其的輿論譴責而非正視自身售假制假者的可惡社會形態和自身的負罪感。另外，何謂知假買假?在法律界定上仍是個問題,對于上海市消協秘書長趙皎黎認為，只要出現以下三種現象之一的購買行為，就可以認定為是打假行為：一是購買達到一定數量，又沒有確實理由證明直接用于消費行為；二是出現重復購買行為；三是知情者購買行為。筆者認為，上述三條是一種對消費者不負責任的言語，也是不可理喻的。首先，“購買達到一定數量”的“一定數量”到底是多少？現在人們富裕了、生活節奏加快，很多人會在休息時間大批量購買，進行超前購物儲備消費以免得浪費時間，難道你能說不是消費者了嗎？“沒有確實理由證明直接用于消費行為”的說法就更加令人費解，如果消費者在購買時商家沒有“限量供應”，也沒有要求提供“確實理由證明直接用于消費行為”，那么發現商品有問題就必須證明有“確實理由證明直接用于消費行為”的說法對消費者很不公平，反而是為賣假和造假者大開方便之門，降低他們的賣假和造假的顧慮及賠償損失。其次，對“重復購買行為”的這種認定不可理喻。如果已經證明是假貨，得到索賠的消費者，竟然還可以在市面上重復買到，那么就是商家在“知假賣假”和“知假造假”。怎么懲罰造假和售假的都不為過，提出重復購買就不是消費者，商家可以理直氣壯地逃避加倍賠償的懲罰，這種“認定”如果成立，造假者和售假者肯定要偷著樂！因此在司法審判踐中應當正確運用《消法》立法條款之精神與立法目的做出利于保護消費者的裁定而不是做出利于售假的經營者的判決。
（五）知假買假者是消費者符合邏輯
凡事皆有前因后果。知假買假不是消費者的論斷，是根據結果倒推了原因，因為知假買假通過訴訟索取雙倍賠償，所以得出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這種論斷是站不住腳的，區分是知假買假索賠與不知假買假自用，對判斷是否是消費者其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知假買假索賠完全可以主張：買來是要用的，假的沒法使用，因此要依法索賠到法院起訴，是符合邏輯的。另外，《消法》第二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筆者認為，只要購買了商品，有購物憑證就當屬接受了經營者提供的服務，以此類推，亦是符合消法定義。
（六）雙倍索賠是符合消法價值取向
“知假買假”是以追求一定的經濟利益為前提的，這是不應該成為被指責、不保護的理由。現實社會中我們每個人的行為難道不與他的利益有關?關鍵在于知假買假追求自身利益的時候，有沒有傷害到法律所保護的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知假買假依法索賠，不但沒有損害國家和個人的利益，反而有利于扼制日益猖厥的造假、售假歪風，維護國家、個人的利益，這才是《消法》應追求的法律、社會價值。經營者可以賣假貨，為什么不能買假貨?更何況是否假貨的判定真正權利在于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確切地說知假買假應是疑假買假。立法者之所以制定消法49條，當然是為了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同樣也是規定了懲罰性條款，以此懲罰經營者售假貨賺取黑心錢的不法行為。而售假行為不受遣責，“知假買假”，依法雙倍索賠卻反倒受到遣責，這是與消法價值取向是背道而馳的，因此知假買假雙倍索賠應屬消法保護范圍是不容置疑，知假買假也當雙倍賠償。［8］
（七）典型審判實踐“知假買假”受消法保護
《消法》從誕生之日起至今有14年，知假買假現象自95年開始至今13年，曾一度倍受社會關注，到今天處于尷尬地位，一起一伏，可謂經歷了支持與反對的不同聲音。現在也無法律明文明確學者界的爭議，知假買假處于仍真空地帶，從發展的高漲到低谷再至司法審判機關的立場轉變，實屬不易，從近年來的司法審判結果來看，司法機關已近乎明確“知假買假”是消費者并受《消法》來保護。
1﹒例如：2005年12月因價值7.4元一包的保健食品，深圳沃爾瑪商場被職業打假人馮某告上法庭，要求退一賠一。此案一審法院羅湖區人民法院以知假買假未受欺詐為由判決打假者敗訴，而二審法院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未有證據證明職業打假人未受欺詐，改判沃爾瑪商場給予打假者“退一賠一”14.8元。一審主審法官在接受央視采訪時明確表示，不支持職業打假者的個人打假行為，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最終推翻一審判決，首次作出給予職業打假者賠償的判決。法院終審認為，馮某雖是職業打假者，但沒有證據證明其在購買涉案商品時就知道該商品冒用了綠色食品標志，故原判認定其購買該商品時沒有受到欺詐，依據不足。為此，法院判決商場向原告退一賠一。［9］再如，深圳李某狀告深圳市某農產品配送連鎖商業有限公司銷售假藥案一審獲勝案，法院判決被告退一賠一；李某狀告深圳市某農產品配送連鎖商業有限公司銷售化妝品一審獲勝案；深圳李某狀告深圳某百貨公司銷售化妝品一審獲勝案，判決退一賠一等。在上述庭審中被告主張原告非消法所保護的消費者，法院未予以采納，承認李某是消費者是受消法所保護范圍的，故一審法院支持了李某的合理請求，即消法第49條。［10］
2﹒例如：1998年4月8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原告王海東與上海真知旅游購物中心產品質量糾紛一案的批復》：“原告向被告購買無繩電話，并無違法。被告向原告出售的無繩電話沒有郵電部門頒發的‘入網許可證’，也未取得國家無線電管理委員會核發的‘無繩電發射設備型號核準書’，屬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禁止銷售的產品。被告這一行為是對不特定的消費者的欺詐。經營者違法經營不僅應接受行政處罰，也應對消費者承擔民事責任。故本案應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判令被告承擔責任。”正是因為這個態度明確，不同凡響的《批復》，要求全市各級法院，無論購買商品者是什么人，無論他是否知假和個人生活需要．凡經營者經舉報、審查確認構成欺詐的，一律適用《消法》第49條，給購買者退一賠一。這就使得上海市場相對全國各地市場而言，雖不能說假劣絕跡，確實做到了購物環境和執法環境的凈化和優化。這難道不是有目共睹和有口皆碑的么?建議最高人民法院除將“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關于貫徹施行<民法通則>若平問題的意見》第68條)延伸適用于 《消法》第49條，并將上引上海市高院《批復》推廣全國法院系統參考適用。［11］
3﹒例如：天津張某訴沃爾瑪深國投百貨天津和平路分店銷售睡衣欺詐消費者判決退一賠一。天津孫某訴“樂購超市”銷售假冒保健茶被判雙倍賠償；孫某訴沃爾瑪銷售的極品海參被判雙倍賠償等。從審判結果來看天津市審判機關是保護知假買假行為，知假買假是屬于消費者范疇。［12］
上述司法審判中，不難看出目前司法審判機關承認了知假買假消費者的地位，雖未有明文頒布，但從典型審判實踐判決中可以看出來，知假買假就是消費者，是受《消法》保護的。
（八）索賠有利于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根據經濟學中信息不對稱原理，普通消費者與賣假貨的經營者在交易過程中，在商品信息的獲取上總是處于劣勢，而知假買假消費索賠，在獲取商品信息上花費了大量的勞動，所得到的商品信息也明顯多于其他消費者。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法律知識與商品知識豐富的知假買假者，使得交易天平中處于弱勢的消費者一邊多了一個有分量的砝碼。一言以蔽之，知假買假索賠不會損害普通消費者的權益，只會間接保護普通消費者不受假貨之害，通過索賠新聞案件宣傳了《消法》的精神，增強了消費者維權法律意識。由此而言，在知假買假索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消費行為的爭論上糾纏不休已經毫無意義。《消法》的宗旨本身就在于保護消費者的正當權益。無疑，通過文字游戲，認定知假買假索賠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消費行為就不予以支持，本身就有變相支持售假的嫌疑。［13］由此看來，知假買假消費索賠利于誰？不利于誰？學界應當是一目了然的。說透徹點，知假買假只是阻礙了造假生產者與售假經營者的最大利益的“罪魁禍首”而并未損害公共利益與消費者利益，故知假買假依法索賠是有利于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
二 、知假買假適用《消法》的法理依據
（一）從法條的文義來理解，將消費者限定在“為生活消費需要”的意義在于把“生活消費”與“生產消費”區別開來。
知假買假引發爭議的根源在于人們對于《消法》中“為生活消費需要”這一限定詞的不同理解。從法理上**律是通過規范人們的行為而達到調整社會關系的目的，其實質是一種行為規范，而不是用來規范人們的內心世界。該限定詞將《消法》調整的范圍限定在生活消費內，排除了生產性消費。從雙倍賠償的責任范圍來看，“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是《消法》規定的惟一前提條件。現行有關司法規定都表明，構成欺詐必須有消費者上當受騙的結果發生，其合理性值得商榷。我國刑第二十條第二款規定：“對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一規定表明，“未遂犯都要負刑事責任，所負的責任與既遂犯相同或者較輕。”［14］界定經營者的欺詐行為要求有消費者受到侵害結果的發生，顯然與《消法》立法目的相悖。欺詐屬于單方行為，欺詐與知假買假不應存在因果關系，后者的存在也不是前者的必要條件。
（二）肯定知假買假是消費行為是法治社會尊重人權的具體體現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首次將“人權”概念引入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是中國民主憲政和政治文明建設的一件大事，是中國人權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從法理方面講，肯定知假買假，是對公民個人權利高度重視和完善保護的具體表現。以主觀動機為衡量是否是消費者的標準，侵害了消費者的購買自由權。在法治社會，公民享有對自己的合法財產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權利和自由，消費者的購買無論是為了消費還是為了索賠，任何人都無權干涉。因此肯定知假買假是消費行為是法治尊重人權的具體體現。
（三）知假買假索賠是打擊假冒偽劣活動的有效手段之一
打擊假冒偽劣不能僅僅依靠國家有關行政執法部門，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假冒偽劣的出現不但擾亂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違背了商業交易中的誠實信用、公平交易原則，還侵害了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因此重拳打擊是勢在必行。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消費者買假后依法索賠是法律賦予公民社會監督權的獨特方式。只有將法律賦予公民的監督權充分發揮，政府和老百姓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并規范經營者的經營行為。知假買假進行依法索賠正是行使公民參與打擊假冒偽劣的一種表現方式，也是打擊假冒偽劣活動的有效手段之一。政府應當支持并鼓勵更多消費者參與讓假冒偽劣無處藏身。
（四）知假買假符合市場經濟誠實信用的公認原則
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原則。經營者制假售假違背了誠實信用的原則，為獲得索賠而知假買假并不違背誠實信用的原則。只要購買不是用于非法目的，就應認定為是善意和誠實的。知假買假者雖然主觀上有自己獲利的動機，但對社會沒有任何危害，相反，引發的最終結果卻是對不法經營者的懲罰，對假冒偽劣行為的抑制，符合廣大消費者的根本利益。我國假冒偽劣產品屢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給眾多消費者造成了嚴重的生命和財產損失。面對令人擔憂的消費環境，我們應該深刻反思現行的法律法規是否能夠有效地規范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如果否定知假買假行為，無疑是對制假售假者的姑息和縱容。
三、知假買假保護措施與建議
知假買假歷來頗受爭議的焦點與消法第二條定義，法律體系的設計有著實質性的聯系。息其爭議，只有在貫穿立法的目的、精神、原則、適用的基礎上明確消費者定義并完善法律制度且正確執行立法宗旨的情況下，才會不招致非議，在綜合知假買假論調，保護消費者權益基礎上，筆者認為對知假買假應當給予明確保護，同時指出現行《消法》的不足之處并提出幾點措施與建議以供參考與研討。
（一） 適用和解釋：應符合被適用、被解釋的法律的目的、原則與精神
《消法》第一條規定：“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明確消法的立場與目的。《消法》第五條和第六條規定的：“國家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這是消法最重要原則，也是消法的一個最基本的觀念，那就是打擊假冒偽劣、坑蒙拐騙，保護消費者的權益。因此在消法的解釋適用上應符合和有利于實現《消法》的目的、原則和精神的解釋。針對知假買假不能過分拘泥于法律表面文字，應選擇適用其中最適合和最有利于實現該法目的、原則、精神的涵義。否則，只會死搬硬套適用法律條文，沒有任何法律理念參與期間，就失去了法的實質性意義。因此在對待知假買假，解釋法律的目的、原則與精神應符合被解釋的法律的目的、原則與精神方能真正實現消法所體現的價值取向，才能更有利于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二）明確完善“消費者”概念
《消法》第二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這里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筆者認為不應局限在“為自己生活消費需要”上，還應當包括“贈與他人、為他人生活消費需要”等其他非生產性需要。消費者定義應借鑒[7]美國《布萊克法律辭典》對消費者的定義來確定消費者主體身份的條件比較合適，即"消費者是與制造者、批發商和零售商相區別的人，他是指購買、使用、保存和處分商品和服務的個人或最終產品的使用者"。建議《消法》第2條行為目的性指向的規定應當予以修改，把"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中的"為生活消費需要"去掉，改為"購買商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明確消費者概念，息各方爭議。統一法條概念審判才能統一，方能更大范圍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三）完善、明確舉證責任
1.建議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并在《消法》中給予明確這種舉證制度。
在知假買假索賠案件的審理中，若依據《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規定:誰主張,誰舉張的原則，明顯是對消費者不利。原告要提供證據證明所標的商品為假冒偽劣的證據，對于其本身是存在著一定的困難，比如權威部門的鑒定費，信訪答復等需要一定的精力和費用的支出，其增加了消費者的維權成本，不利于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故只要消費者使用或購買，接受服務發現該商品不具備合格產品的任一點事由，應當由被告提供合格商品的證據以證明所售商品的真實性，建議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并在《消法》中給予明確這種舉證制度，由被告提供合格商品的證明。《消法》第八條規定：“消費者享有知悉其購買、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務的真實情況的權利。該條更加說明了在消費案件審理過程中應采取舉證責任倒置，是不違反立法本意與精神的。
2．“誰主張,誰舉張”應用于否定消費者之被告進行舉證
是“為生活消費需要”，以證明原告是不是消費者、受不受《消法》保護的時候，由誰對此承擔舉證責任的問題。《消法》沒有明確規定，審判實踐中彈性比較大。是由制假或售假即被告承擔舉證責任呢？還是由購買者即原告承擔舉證責任呢？筆者認為應當由知假買假索賠案件中的被告進行舉證。《消法》第五條的規定：“國家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國家采取措施，保障消費者依法行使權利，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規定:誰主張,誰舉張的原則，根據這些規定的精神，只要原告確實是購買了可用于生活消費的產品，就應推定其是出于生活消費需要的動機。因此，法院應選擇由制假或售假的被告承擔舉證責任，以防其隨便以原告不是消費者為由逃避責任。法院不應選擇由作為假貨購買者的原告承擔舉證責任，以使消費者的權益受到特別保護。
（四）亟待審判機關統一司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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