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選輝 ]——(2013-10-6) / 已閱17567次
針對知假買假索賠行為做為公民監督權的一種獨特行使，是利于打擊假冒偽劣；利于規范市場經濟秩序良性發展，也就是說利民利公。因此，最高法院應該出臺統一的司法解釋，以息各方爭議。在現實司法審判實踐中，由于對知假買假索賠案件沒有一個統一的司法解釋，各地法院審判結果并不一致，站在中國消費者的立場認為只要購買了假貨有證據證明就是消費者應得到支持；站在生產者經營者立場有認為知假買假不是消費行為，不屬消法所調整；審判中法官對知假買假也有不同的理解其導致同一案件不同地域出現不同的法院判決結果。買到假貨亦輸了官司的謊唐案例也不乏有之。倘若不予支持索賠卻損害了消費者參與打假的積極性，助長了造假售假違法行為的滋生。倘若支持消費者購假索賠卻觸動了不法經營者的利益。孰重孰輕？非法之利與合法之利兩者利益的矛盾擺在面前是很明顯，應當支持什么，答案并不復雜。當兩種利益相沖突時，從法律角度而言，保護合法利益是不容置疑的。但當缺乏統一司法解釋的時侯，一些地方司法機關為了保護當地企業的經濟利益，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權時就存在涉嫌地方保護主義，為造假售假進行形式上合法的保駕護航。因此，當務之急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對“知假買假索賠案件”統一司法解釋。方能克服知假買假索賠案件爭議，剔除涉嫌存在的保護主義對制售假冒偽劣的隱形保護違法行為。
（五）設置科學法律規范啟動鼓勵消費者與制假、售假行為作斗爭的監督機制
倘若絕大多數消費者都能主動地起來與制假、售假行為作斗爭，以維護自己的權益，那么假貨泛濫的狀況就不可能長期存在。因此，鼓勵消費者與制假、售假者作斗爭的法律規范，在對產品質量問題做出特別規定的法律中應占有特別重要的位置。我國鼓勵消費者與制假、售假行為作斗爭的法律規范，規定在《消法》第四十九條中。但是由于這條法律規定的不科學，才使得它在發布、施行后并沒有對消費者真正起到鼓勵作用。筆者認為知假買假依法索賠，應該得到行政與司法的大力支持，才能更充分發揮公民監督權的行使，也是設置科學法律規范鼓勵消費者參與制假售假行為做斗爭的有力途徑之一，當務之急是建立有效的科學機制。
1.消法49條規定不符合實際
從立法者的主觀意圖來看，如果經營者出售了假冒偽劣產品給消費者，他就至少要依《消法》第49條按該產品價款的一倍增加賠償消費者的損失，從而既懲罰了經營者，也鼓勵了消費者向違法的經營者作斗爭。但是，做為立法者卻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絕大多數消費者所購買的消費品，價款額度并不是很大。對于價款在萬元以上的假冒偽劣產品來說，增加賠償額為該產品價款的一倍，確實是對購買者索賠行為的一種鼓勵，對經營者違法行為的一種懲戒。而對于價款在幾元、幾十元、百元乃至千元以下的假冒偽劣產品，消費者購買后，維權則需再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去請律師、起訴、開庭、執行等多番周折，才有可能索賠到不過幾元、幾十元、百元或千元以下的賠償額。從經濟成本考慮，大多數消費者選擇的，只能是放棄索取賠償額的權利。試想：倘若消費者在一定距離之外購買了一件價款為幾元錢的假冒偽劣商品，再返回與經營者交涉賠償幾元錢，倒不如認倒霉更為理智；倘若我們買了一件價款為幾元、十幾元、幾十元、幾百元甚至幾千元以下的假冒偽劣產品，當經營者答應退貨退款時，消費者一般不會選擇再通過訴訟追索數額為價款一倍的增加賠償額。“為一元錢打官司”是特例，也是一種公益訴訟。但我們永遠不能指望通過宣傳，讓絕大多數人都能為幾元錢較真提起訴訟，贏了官司輸了錢永遠是法律不公正、不完善的體現。
2.分析售假利益與懲罰性賠償
當經營者銷售的假冒偽劣產品價格額度較小時，事先就可預知絕大多數購買者會自認倒霉，多數消費者不會因此要求退貨返款并賠償。當然，在經營者抵賴不過時，退款就是了，其利益遠遠大于風險；即使知假買假者起訴索賠，增加賠償的產品價款一倍的額度，比起經營者所售產品賺到的利潤額度相比是微乎其微，充其量，經營者不再銷售索賠標的假冒產品而改為經營其他假冒偽劣產品罷了，利益仍然大于風險。而其他假冒偽劣產品的經營者，不會因為索賠者訴訟多賠了價款一倍的案例中受到較大的警示。在經濟活動規律中，人們不會為較小利益付出較大的成本，也不會因較小的風險而放棄對較大利益的追求。《消法》第四十九條是一條違背立法者的初衷意志的規律，沒有反映這條規律的客觀性而失去了科學性，因此在實踐中沒有象立法者所預期的那樣，使更多的消費者產生鼓勵與制假、售假者作斗爭和懲戒制假、售假者的深刻功效，而現狀僅有的是知假買假法律維權意識較高的部分少數消費者參與其中。
3.《消法》懲罰性賠償標準過低，建議提高懲罰賠償標準
筆者亦建議將《消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后面增加一句，修改為“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但最低不低于國家上年度城鎮居民90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5］為違法經營者設定有參照標準的財產賠償壓力，才能夠與經營者制假、售假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危害后果相適應、相抵消的。不但可以使消費者選擇與違法經營者作斗爭后，能夠得到大于成本的利益，從而真正鼓勵到消費者，并以此制約經營者制售假冒偽劣產品的風險大大高于其因此而得到的不法利益。［16］可以預見，這樣的法律發布施行之后，假貨將無處藏身。當然這是從利于保護消費者權益方面考慮的建議。《消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仔細研讀，懲罰性賠償額過低，維權成本高昂，售假利潤可觀。筆者建議，應增加懲罰性賠償提高到10倍甚至更高，即“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十倍。”并在行政手段上加以重典來抑制假冒偽劣，鼓勵全消費者參與反假反欺詐活動。
4.《消法》未明確維權成本費用，建議增加賠償維權成本費用條款
《消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對于標的價值過低消費者要進行維權，懲罰性賠償額過低，維權成本高昂。而消費者維權正常支出的首先是交通費、誤工費、律師費、工商登記查詢費。這些維權成本支出《消法》卻是空白沒有明文規定，僅在《消法》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規定了侵害消費者的人格尊嚴或者侵犯消費者人身自由的方可賠償；提供商品或者服務，造成消費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傷害的應當支付醫療費、治療期間的護理費、誤工費；造成殘疾支付殘疾者生活自助具費、生活補助費、殘疾賠償金以及由其扶養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費等費用及造成消費者或者其他受害人的死亡的，應當支付喪葬費、死亡賠償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養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費等費用。由此看來，《消法》的制定中，的確是怱略了在標的價值較小的情形的維權成本，消費者倘若沒有受到侮辱、生命沒有傷殘是不可以主張誤工費等之類的賠償的。而在司法實踐中，交通費、誤工費、律師費、工商登記查詢費由于沒有法律依據法院都是不支持的，僅少數法官根據其自由裁量權支持消費者的交通費和工商登記查詢費而已。對于因標的較小的訴訟，消費者要么放棄，要么贏了官司輸了錢是常有事情。故此《消法》應明確消費者在維權過程中支出的必要成本費用，而不是必須到消費者受到人格尊嚴或者侵犯消費者人身自由的、生命受到傷殘這個程度才能請求誤工費等。法律明文支持消費者維權過程中合理的交通費、誤工費、律師費、工商登記查詢費是對消費者的一種法律保護而對制假售假者的一種經濟制裁。因此筆者建議《消法》以條文形式完善法律不足之處明確維權成本費用由侵權方承擔這一條款。
目前我國雖然沒有明文保護“知假買假”消費者行為，但從各地一些司法審判案例及學者界的呼聲中可以看出“知假買假”已經受到法律的積極保護。且“知假買假”行為與《消法》立法宗旨乃至指導思想是一致的，兩者都要追求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都追求誠實商家利益的維護以及公平公正市場交易秩序和競爭秩序。知假買假——疑假買假，當然是消費者，受《消法》保護，也就不足為怪。依法索賠也是《消法》頒布以來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目標，現在最終目標尚未徹底實現，尤其需要行政、學界、司法機關等的熱忱支持和保護知假買假行為，為我國社會主義誠信體系的建立和市場經濟秩序的根本好轉發揮積極作用。同時也應當對《消法》模糊的定義與弊端體制進行修正完善，爭取消費者權利最大化，抵制假冒偽劣使其銷聲匿跡，為凈化我國消費環境做出創新并發揮公民行使監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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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老孫打假網》/《灰檔網》（2008）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211號] 民事判決書 http://www.laosundajia.com/ http://www.huid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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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魯克《偽”消費者無權打假？》《國際金融報》 (2002年07月12日第十七版)
［14］《刑法》王作富主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年版
［15］《200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2001年2月28日公布 2000年度的城鎮居民90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44元。
［16］于洪軍《假貨長期泛濫的立法根源和知假買假行為的司法對策》http://www.cnfabi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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