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瓊 ]——(2005-6-7) / 已閱19392次
正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對資源進行合理配置一樣，訴訟經濟的原則同樣要求合理配置司法資源，特別是我國目前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財力不足，司法資源匱乏，已遠遠不能適應司法活動的需要，盡量縮小訴訟成本而達到最大的訴訟效益，是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價值追求。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在這方面邁出了第一步，即第一次規定了我國刑事訴訟的簡易程序�！昂喴壮绦虻脑O置改變了我國刑事審判程序單一的局面，為不同案件的分流處理提供了法律依據。簡易程序簡便、易行的特點，使一批簡單的案件得以快速審結，也為集中人力、物力、財力辦理大案創造了條件。” 【10】但實踐證明，刑訴法對簡易程序的規定仍存在兩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一是程序單一，沒有根據不同情況確定不同的簡易處置程序，因而靈活性與適應性不足；二是適用條件太窄，即只適用于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檢察院建議或者同意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這使得大部分刑事案件不能通過簡易程序或類似的快速處置程序予以處理，難以節省資源，保障重點，以至造成了“該簡不簡，當繁不繁” 【11】的略顯尷尬的局面。
要解決上述矛盾，唯一可行之路是進一步發展我國的刑事簡易程序。除了完善現行簡易程序外，還應進一步開辟刑事案件快速處置的新通道。普通程序簡易審，是介于簡易程序與普通程序之間的一種新的案件審理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結合了前者的簡易性與后者的正當性，使公正與效率兩大訴訟價值目標統一與刑事司法活動中，并能夠得到充分的協調，從而達到最佳的平衡狀態。由于這種程序處理的案件犯罪較重，因此需要通過示證、質證等法律程序來保證案件處理的公正性；又由于這類案件事實清楚、無爭議或基本無爭議，可以適用簡易審理方式以減少訟累。當然，在普通程序簡易審的實踐中，一方面應堅持公正與效率兼顧的原則，在確保刑事審判過程和審判結果符合公正要求的同時，還應使審判活動的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還應堅持公正優先原則，即在公正與效率無法兼顧的情況下，應當將公正作為優先選擇和實現的價值。只有在正義得到實現的前提下，才談得上提高訴訟效率。通過增設普通程序簡易審理方式，我國目前形成了簡易程序、普通程序的簡易化審理以及普通程序的正式審理這樣三種審理模式構成的刑事案件處理系統，以針對不同案件的不同需要，應當說是繁簡結合得比較合理的結構。
2、實行普通程序簡易審與我國刑事案件審理制度的特點和要求相符合。
1996年修改刑事訴訟法，實現了我國審判方式的重要轉變，即由審判的職權主義轉化為類似對抗式的審判方式，即以控辯雙方向法庭舉證為基本特點的所謂“控辯式”審判方式，這種審判方式從技術上分析是一種“不完全的對抗制” 【12】。即對抗制審理所要求的舉證辯論機制已經基本建立，但法院積極審理職權的應用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保留。這種保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在必要時法官能夠運用職權超越訴訟雙方的舉證去查明案情；其二是不實行英美的有罪認否程序�！�13】（見刑訴法第158條和第46條的規定）。根據第46條的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對被告人定罪并判處刑罰：反之，沒有被告人供述，其他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對被告人定罪并判處刑罰。即認罪不導致定罪，口供必須補強。
在這種特殊的案件審理程序中，一方面不能像英美那樣根據被告人的認罪即行判決，而需要通過一定審理程序對被告人的認罪和案件的事實進行審理核實；另一方面，由于被告人已經承認控方的指控，對抗制審理的條件和必要性已不具備。也就是說，案件由于其缺乏爭議性即缺乏“可對抗性”而不需要進行正式的對抗制審理。應當說，在被告人認罪的情況下，審判的主要任務只是核實被告人認罪及被告人口供的真實性。這樣，采用一種比較獨特的審理方式，即普通程序簡易審理的方式，足以承擔這一功能。由此可見，普通程序簡易審，是兼顧核實指控事實的需要和被告人已經認罪而不再進行訴訟對抗這兩方面的情況，適合于我國案件審理制度的特點和內在要求的一種審理方式。
3、實行普通程序簡易審與刑事審判的雙重功能相吻合。
刑事審判有雙重功能：一是查明事實真相，控制犯罪；二是維系正當程序，保障人權。但由于不同的審判目的、歷史傳統、國民習俗及立法者對兩種審判功能的關注重點不同，不同的審判模式對功能的側重是不同的�，F代的審判模式分為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兩種。誠如孟德斯鳩所言，“為哪一國人民制定的法律，就應該恰好適應于該國人民，所以一個國家的法律，必須能適應這一國家的需要”。不管哪一種審判模式，都應當具有適應該國需要的功能，差異僅在于滿足這種需要的程度不同而已。相較而下，當事人主義側重于對人權，尤其是被告人權利的維護，強調控辯雙方地位平等、權利對等、機會相等，以訴訟當事人的行為來推動刑事訴訟的進行；職權主義側重于對犯罪的控制，強調對實體真實的探究，強調對犯罪分子的打擊與懲罰。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兩種審判模式逐漸呈現出交融的態勢，互相吸收彼此的合理因素，以尋求控制犯罪與維護人權的平衡。以英美國家為例，一方面，多年的當事人審判方式的實踐日益把司法推向程序繁瑣、訴訟成本膨脹、犯罪指控率不斷下降的泥潭；另一方面，工業化革命之后，犯罪率的日益上升，使得控制犯罪的需要不斷彰顯。在這種狀況下，以提高訴訟效益、側重控制犯罪為目的的快速審判原則和這一原則派生的簡易程序應運而生。就我國而言，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我國庭審制度以職權主義為主兼采當事人主義”，但“由于受到種種歷史、現實因素的影響，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是傳統上的職權主義國家還是當事人主義國家，我國現行庭審制度都呈現出轉型、改革和發展的趨勢，表現出混合式的特色�！� 【14】刑事審判功能的雙重追求不僅要求設立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兩種不同的訴訟程序，也要求在普通或簡易程序中結合實際，設置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簡便審判方式。特別是刑訴法修改后我國庭審制度所凸顯的新的司法理念和改革、發展的趨勢，也為我們嘗試適用普通程序簡易審提供了合理性和現實性的空間。
（二）普通程序簡易審的可行性分析
1、普通程序簡易審具有法律依據
19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吸收了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對抗式審判的某些特點，對我國原先的職權主義審判方式進行了較大的修改。具體表現為：庭審前的實體審查轉變為以程序性審查為主；庭審過程中強調了法官的中立超然地位，增強了控辯雙方對抗，進一步突出了程序公正的理念。這樣，法律賦予司法權一定的自由裁量余地。如在普通庭審程序的法庭調查階段，刑訴法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了四個“可以”，即“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訴書指控的犯罪進行陳述，公訴人可以訊問被告人。被害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向被告人發問。審判人員可以訊問被告人”�！翱梢浴边@種類型的授權性規范，使公訴人、審判人員有權根據具體案情選擇是否訊問，如何訊問等。同樣，對被告人而言，是否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是否在公訴人宣讀起訴書后進行陳述等都是其法定的訴訟權利，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進行選擇。又如在法庭辯論階段，刑訴法第一百六十條規定：“經審判長許可，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意見并且可以互相辯論�！边@表明了審判長對法庭辯論的內容可以作出選擇，即對有爭議的部分應當進行辯論，對無爭議的部分則一帶而過。這些規定賦予了審判長主持庭審過程中或簡或繁的選擇權，因而審理模式的選擇存在很大的空間。
普通程序簡易審是在刑訴法所構筑的刑事一審普通程序的“法的空間”中實施一種新的操作方式。它并未突破一審普通程序的法律規定，仍實施一審普通程序所規定的操作步驟，只是具體的實現方式簡易化了。
2、實踐中的共識與配合
從目前某些地方試行普通程序簡易審的情況看，這種審理方式符合司法實踐的要求，受到各方面的普遍支持。由于減少了訟累，有效處理了案件，檢察院、法院以及律師方面均持歡迎態度；又由于簡易審建立在被告人認罪的基礎上，被告人對這種審理方式一般也不持異議。簡易審能夠達成各方共識，從而有效建立這一審理方式的操作基礎。就拿我院來說，實踐中主要采取了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簡易審來解決案多人少的矛盾，集中精力辦理重大、復雜、疑難案件，取得了訴訟效率和訴訟質量的雙豐收。
五、結語
以上是筆者在理論方面對普通程序簡易審合理性的粗淺思考，盡管目前普通程序簡易審在立法和實踐中還存在諸多問題，但筆者認為普通程序簡易審仍應當大力推行。正所謂“情無窮，法有限”：抽象化的法律只有在司法實踐中不斷加以檢驗，才會更加完善；通過積極檢驗，我們的執法方法、司法體制，才會更加符合公正司法的要求。
注釋：
【1】李麒、武克良：《刑事普通程序簡易審地理念及制度設計》，載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6月第25卷第3期第81頁。
【2】何之慧：《我國刑事特別程序之取舍——從訴訟效率的角度》，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3年第11卷第3期第89頁。
【3】以略式程序審理的案件只能處以50萬日元以下罰金或罰款，參見陳衛東、李洪江：《正當程序的簡易化與簡易程序的正當化》，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2期。
【4】但相當于死刑、無期或一年以上短期懲役、禁錮的重罪（原文如此，可以理解為是指重罪）不適用該程序。參見前引，陳衛東、李洪江文。
【5】宋世杰著：《刑事訴訟理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6頁。
【6】陳瑞華著：《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28頁。
【7】陳瑞華著：《程序價值理論的四個摸式》，載《中外法學》1996年第2期。
【8】季衛東：《程序比較論》，載《比較法研究》1993年第25期。
【9】[美]羅爾斯：《正義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頁。
【10】樊崇義、吳宏耀：《中國刑事庭審制度的改革與特色》。
【11】 相當一部分有爭議的刑事案件，甚至死刑案件，通過普通程序處理時過于簡單，程序正當性不足，影響了案件審理質量。
【12】龍宗智：《論我國的刑事庭審制度》，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4期。
【13】英美對抗制訴訟中的有罪認否程序是以對抗制設計為基礎，如果對案件雙方有爭議，即進入控辯對抗的審理程序，如果無爭議，將喪失了對抗的前提，因此轉入一種“協調性”為特點的“認罪判決程序”——被告人對指控認罪，法官即根據其指控和認罪形成的共識而判決，只需確認被告人認罪的自愿性，不需要進行證據審查。
【14】樊崇義、吳宏耀：《中國刑事庭審制度的改革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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