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德良 ]——(2006-2-25) / 已閱66339次
1951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鎮壓反革命必須實行黨的群眾路線》一文中指出：“關于殺反革命的數字，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這里的原則是：對于有血債或其他最嚴重的罪行非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和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必須堅決地判處死刑，并迅即執行。對于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后效的政策。此外還應明確地規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介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12]
2、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對鎮反采取謹慎收縮
為執行毛澤東關于對鎮反采取謹慎收縮，集中精力處理積案的指示，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于1951年5月10日至15日召開，會議作出如下決定：(1)關于殺反革命分子數字，必須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內：在農村中，一般應不超過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殺反革命，一般應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點五為適宜。(2)自6月1日至9月30日4個月內，“一律停止捕人”，以便集中精力清理積案。(3)“將捕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地委專署一級，將殺人權一律收回到省一級”…… [13] 這些決定，可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的補充說明。
3、《關于清理“中層””內層”問題的指示》
1951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清理“中層”“內層”問題的指示》。“中層”是指隱藏在軍政機關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內層”是指打入中共黨內的反革命分子，“外層”是指隱藏在社會上的反革命分子。該指示要求各級政府由首長負責清理“中層”“內層”。[14]
4、《關于處理錯捕、錯押、錯判、錯殺問題的指示》
1953年上半年，鎮反運動結束。整個運動進行中雖然出現過“右”（寬大無邊）與“左”（大捕大殺，量刑過重）的錯誤傾向，但糾正得很及時。1953年4月，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處理錯捕、錯押、錯判、錯殺問題的指示》，各地有組織地又復審多次。黨和政府已盡最大努力使鎮反運動中的偏差減少到最小程度。
從1950年至1952年，公安部門破獲了刑事案件20.4萬余件，全國治安情況大為好轉，1950年刑事案件發生率占總人口的萬分之九，1951年大幅度下降為萬分之五點九，1952年為萬分之四點二，1953年為萬分之五。[15] 在整個運動中，共殺掉反革命分子71萬人，關押129萬人，管制123萬人。[16] 可以說，鎮反運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四）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特點
第一，毛澤東時代的鎮反運動表現出了典型的政治性、軍事性、行政性、全民性、階級專政性。
第二，“嚴打”政策是在鎮反與軍事剿匪同步進行實踐中逐漸摸索出來的，最初沒有理論指導，也沒有法律約束，主要是在政策指導下運作的，顯示了較強的功利性。
第三，基本上是以嚴厲打擊嚴重反革命犯罪分子的“從重、從快”“穩準狠”的“嚴打”政策為指導，鎮
壓與寬大相結合政策僅處于次要地位。
第四，反革命分子被判死刑立即執行的特別多，不亞于一場大的戰爭死亡人數，雖然對鞏固政權，維護社會秩序方面收效顯著，但強化了中共和普通百姓以中共領導，全民參與，大捕大殺，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重犯罪分子，以政治與軍事化的革命運動方式解決社會治安問題的“嚴打”思維，而這種具有政治性、行政性、軍事性、階級專政性的中共領導，專門機關與全民參與相結合的“嚴打”，開創了共和國司法附屬于政治的先河，同時不夠理性地附和了人民群眾的死刑報應觀念，對我國后來的“嚴打”政策與實踐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
二、發展時期：對嚴重經濟犯罪和嚴重刑事犯罪“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的刑事政策
（一）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嚴打”思想、政策的發展
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重經濟犯罪和嚴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這段時期的從重從快的刑事政策，最早是在1979年針對轉型社會初期的犯罪高峰提出。對“嚴打”貢獻了思想的主要是彭真與鄧小平。
1、彭真的“嚴打”觀點
第一，“依法從重從快”
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由彭真主持召開的全國城市治安會議，根據社會治安形勢嚴峻的狀況，首先提出了對極少數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爆炸和其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六類”案件）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實現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思路。
1980年１月23日上午在聽取上海公、檢、法負責同志匯報了上海的治安問題后，彭真說“當前，對現行犯罪分子的處理，不能從輕，要從重；不能從慢，要從快” [17]
1981年５月彭真同志親自主持召開了北京、上海等５大城市治安座談會。在這次座談會上，他明確提出：“對惡性案件的現行犯，必須依法從重、從快處理，對他們的放縱、寬大就是對人民的殘忍。”[18] “從重是在法律規定的量刑幅度以內的從重，不是加重；加重是在法律規定的量刑幅度以外加重判刑。”[19]
第二，“要穩，要準”
1981年５月，他明確提出： “要穩，要準，要嚴格地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難繩，最主要的是對犯罪的基本事實、判刑的根據要查清楚。”[20]
第三，“兩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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