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德良 ]——(2006-2-25) / 已閱66340次
第二，明確提出“嚴打”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首要環節
1982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轉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紀要》中，提出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是綜合治理的首要環節。
1983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社論《對社會治安要實行綜合治理》，指出，“綜合治理社會治安的方針，概括起來，主要是三個方面，打擊犯罪，改造罪犯，預防犯罪，都是綜合治理的內容”。這是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內容和工作范圍“三個方面”的最早提法。
1983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印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實現社會治安根本好轉”(宣傳綱要)》的通知中指出：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方針是一致的。
第三，“嚴打”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首要環節政策的法制化
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刑事政策進入全面發展時期，“嚴打”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首要環節的政策進一步牢固確立并深入發展。
1991年２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1991年３月２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兩個決定明確提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工作范圍，主要包括“打擊、防范、教育、管理、建設、改造”六個方面。打擊是綜合治理的首要環節，是落實綜合治理其他措施的前提條件，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內容和工作范圍從以前的“三個方面”擴展到了“六個方面”，把“嚴打”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首要環節政策法制化了，因而“嚴打”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中的地位更加顯赫了。
從中共對“嚴打”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的關系的探索中，我們可以看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與“嚴打”政策具有一定的共生關系，但由于中國轉型社會初期犯罪高峰接踵而至的客觀現實與歷史條件的限制，具有濃厚政治化、軍事化、階級專政性的“嚴打”政策實際上成為了最重要的刑事政策，具有科學品格傾向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最終在一定程度上被誤讀、誤用了，其科學功能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
（二）“嚴打”的大規模實踐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緊急通知》、1982年3月8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公布，我國實際上開始了嚴厲打擊嚴重經濟犯罪的“嚴打”斗爭。
1983年8月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召開、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以及198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標志嚴厲打擊社會治安領域犯罪活動的“嚴打”斗爭正式啟動。從此“嚴打”幾乎在所有社會生活領域展開，中國因此進入以“嚴打”作為對社會進行法律控制和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時期。
從1982年在經濟領域開始的“嚴打”至今已近二十年，歷經三個大階段。在三階段中除1985年外，每年都組織“嚴打”戰役或者“嚴打”專項斗爭。
1、20世紀80年代的“嚴打”[34]
第一，1982年打擊經濟犯罪以及1983年8月至1987年1月全國性的“嚴打”三大戰役
從1982年1月至1983年4月底，“嚴打”經濟犯罪的斗爭已經如上所述。從1983年8月開始，我國開始了嚴厲打擊社會治安領域犯罪活動的“嚴打”斗爭，這次 “嚴打”將殺人、強奸、搶劫、爆炸、流氓、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拐賣人口、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或者盜竊、搶奪槍支、彈藥、爆炸物、組織反動會道門、引誘、容留、強迫婦女賣淫、傳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確定為打擊重點。
(1) 第一戰役從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在全國范圍打了三仗，有的地方打了四仗。第一仗主要是打擊浮在面上的犯罪分子，搜捕了一大批犯罪分子，破獲了一批久偵未破的積案。第二仗是深挖犯罪，集中搜捕流竄犯、逃犯，打擊流氓團伙，大力偵破大案、要案和重大積案。第三仗是鞏固前兩個戰役的成果，挖出一批隱藏較深的大要案。
“在第一戰役中，全國公安機關共逮捕殺人、放火、搶劫、強奸、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檢察機關起訴975000人，法院判處861000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人，司法行政部門接收勞改犯687000人，勞教人員169000人。這是1950年鎮反運動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擊。”[35]
(2) 第二戰役從1984年8月到1985年12月，分四仗。主要是使“嚴打”斗爭向縱深發展，打擊那些最嚴重的犯罪分子，并廣泛深入地發動群眾，加強政治攻勢，瓦解犯罪分子。
(3) 第三戰役從1986年4月上旬至國慶節，分打擊流氓、打擊流竄和打擊盜竊三仗。打擊的主要對象還是最嚴重的犯罪分子，但是不搞全國統一行動，不統一規定時間，邊打擊，邊防范；邊打擊，邊建設，逐步過渡到正常。
三大戰役歷時3年5個月，取得了巨大成果。全國治安狀況有了明顯好轉，共查獲各種犯罪團伙19.7萬個，查處團伙成員87.6萬人，全國共逮捕177.2萬人，判刑174.7萬人，勞動教養32.1萬人。[36]
第二，20世紀80年代后期與“嚴打”相結合的各種專項斗爭
從1989年4月開始，公安機關開始了打擊流竄犯罪的專項斗爭。這次專項打擊明確了打擊對象，按照1983年12月公安部《關于集中打擊行動第二仗中打擊流竄犯罪分子的意見》規定的六種人，嚴格掌握。
從1989年10月下旬到1990年春節前后的除“六害”斗爭。“六害”包括賣淫嫖娼、制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拐賣婦女兒童、私種吸食販運毒品、聚眾賭博、利用封建迷信騙財害人的違法犯罪活動。
1990年3月，公安部在19個省市部署了打擊“車匪路霸”的專項斗爭。
1991年9月3日，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部署了以三年為期的反盜竊斗爭。各地公安機關根據本地盜竊犯罪的情況，開展了區域性的反扒竊、反盜竊和反內盜的專項斗爭。
1992年，開展了“打流”追逃以及整頓鐵路治安重點區段專項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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