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軒 ]——(2001-5-17) / 已閱61474次
2.2.1 心態之一：律師應當完全聽我的
當事人總是以為，我花錢雇了律師，律師當然必須按我的意圖辦事。這話不無道理。因為當事人花了錢，購買的是律師的服務，律師自然應當處處為當事人著想，依法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從法律關系上講，當事人與律師之間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律師作為代理人也必須在當事人的授權范圍內從事代理行為。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律師必須對當事人言聽計從呢?當然不是。因為律師在從事法律服務的過程中享有獨立人格，在某些場合還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法律也對律師執業提出了各項規范和要求，所以律師既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服從當事人。在某些情況下，律師應當堅持自己的主張而不能一味遷就當事人。
首先，當事人的意見于法相悖時，律師不能遷就當事人。因為律師的職責是依法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這就意味著不但律師的行為應當合法，而且其所代理的事項本身也應當合法。當事人的意見如果超越了合法的界限，律師當然必須予以拒絕；當事人如果固執己見，律師可以依法解除委托。很多當事人并非不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們出于種種考慮，反而指責律師不聽話，往往令律師們無可奈何。
其次，當事人的意見出現偏差可能導致風險時，律師不能遷就當事人。因為律師既然接受了委托，就應當盡充分的注意義務，排除一切對當事人不利的因素，切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如果當事人判斷失誤并要求律師執行時，律師應當耐心向當事人作出解釋和分析，勸說當事人接受正確的意見，而不能聽之任之或者簡單粗暴地一推了之。當事人如果一意孤行，律師也可以解除委托。某些當事人雖然才疏學淺，但卻死要面子，而且習慣于自己拍板，因而經常出現判斷失誤的情況，當律師指出問題所在時，他們反怪律師多事，這也令律師們頗感難堪。
2.2.2 心態之二：律師應當保證幫我打贏官司
在訴訟業務中，當事人還有一種想法，就是既然我請了律師，律師就應當幫我打贏官司。事實上，這種要求是不現實的，也是與律師工作性質相違背的。訴訟的勝負，往往取決于多種因素。主張是否合理合法，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充分，以及司法人員素質的高低和律師水平的好壞，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官司的成敗。而在所有這些因素當中，律師的水平只是其中一個很小的因素，而且還不是關鍵性因素。真正對當事人主張的訴訟請求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主要是事實因素和法律因素，有時還包括司法人員的素質等因素。所以，律師介入訴訟的目的是最大程度地為當事人據理力爭，即爭取勝訴，而不是保證勝訴。正因為如此，法律也并不要求律師承辦訴訟業務時必須以勝訴為前提，而且律師收費的依據也只是律師所提供的服務而不是律師打贏官司的承諾。
然而，我們有些當事人卻不管這些。他們只認一個理兒：你是律師，我給了錢，你就要保證我打贏這場官司。一旦法院判決他敗訴了，這些當事人就一改過去謙恭的態度，開始對律師冷眼相待，甚至要求退還先前繳納的律師費了。尤其是在司法環境不如人意的當前，法官對律師喝來斥去的態度更使當事人對律師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深表懷疑。所以社會上就有請律師等于白花錢的流言。
此外，目前出現了大量律師代理勝訴之后，當事人仍然拒付事前約定的律師費的事件。當事人的這種做法，顯然就更不正常了。
律師以法律服務為立身之本，生活之源。雖然律師不能片面追求經濟效益，“一切向錢看”，但律師事務所是市場中介組織，追求正當的經濟利益合理合法。辦案收費，天經地義。接受了服務卻拒不按時、如數地支付相應的律師費，這是侵犯律師合法權益的形式之一，應該引起高度重視。我們希望碰到類似情況的律師也能像為他人代理案件一樣，理直氣壯地拿起法律的武器。
2.3 司法機關的歧視
在我國，司法機關主要包括各級人民法院和各級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屬于行政機關，但當它行使偵察職能的時候，也被認為是準司法機關。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刑事訴訟分為偵查、起訴和審判三大階段，其中公安機關負責偵查，檢察院負責起訴，法院負責審判，公、檢、法三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監督，共同肩負著追究犯罪、懲罰犯罪的艱巨任務；因此，公檢法三機關通常又被直截了當地稱為專政機關，或者人民民主專政的刀把子，從而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所以，律師如果要承辦刑事案件，擔任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辯護人或者被害人的代理人 ，就必須和公檢法打交道。
但是，正因為公、檢、法三機關肩負追究犯罪、懲罰犯罪的重任，任職于三機關的警察 、檢察官和法官們在對待犯罪分子的態度總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要從重從快從嚴，畢竟都是專政機關嘛。因此，當律師們以“犯罪分子”代言人的身份介入刑事訴訟而和它們分庭抗禮的時候，他們便將對犯罪分子的態度也部分地轉移到了律師的身上，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司法歧視。
早在律師制度恢復之初，這種歧視就暴露無遺了。1986年3月，司法部在《關于加強和改革律師工作給國務院的報告》中總結說：“少數負責同志和政法干部還把律師執行辯護制度說成是‘喪失立場’、‘替壞人說話’，有的甚至刁難、辱罵、捆綁和非法監禁律師。”
斯后，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并很快延伸到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領域。1993年李強律師被貴州省遵義縣公安局非法拘禁案、1995年彭杰律師被控玩忽職守案、1996年陳惠中律師被控包庇案，則是司法歧視的登峰造極之作。
那么，某些司法人員何以對律師懷有如此深厚的成見以致于幾欲除之而后快呢?個中緣由一言難盡。表現在思想觀念上，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人治主義的影響仍未消除。幾千年的封建文化，造就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專制思想。在這種文化心理格局當中，秩序價值是第一性的，公正價值被忽視了，任何民主因素都幾乎沒有立足之地。在這種封建殘余的影響下，作為民主機制組成部分的律師制度的意義自然在某種程度上被貶低了。
其二，司法人員的官本位意識過于強烈。官大于民，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的精要所在。既然我是代表官方行事，而你律師只是代表民間發言，一種職務上的優越感便油然而生了。
其三，從業背景的不同造成了司法人員和律師的心理對壘。眾所周知，我國法官、檢察官、警察主要來自退伍軍人，而我國律師大部分是政法院校的科班畢業生。兩種職業群體毫無共同意識可言，也不存在相互交流的正常渠道。這就造成了兩種尷尬的對立心態：司法人員雖然為文化層次的低下自感苦惱，但因對案件握有決定大權而在律師面前趾高氣揚；律師雖然身為在野法曹自覺低人一等，但同時以持有大學文憑和律師資格而置司法人員于不屑。兩類群體都兼具自卑和自負兩種不良心態，可見中國司法現狀之一斑!
最近幾年，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律師制度的改革，律師的收入和司法人員的收入明顯地懸殊起來，這又成了司法歧視的另外一個根源。部分司法人員因為眼紅律師的高收入而更加與之為難甚至受賄索賄，而飽受歧視之苦的律師則沉迷于自己可觀的收入中以求心理上的補償。
也許，這種心態上的雙重偏差，只有在司法制度趨于健全之后才能得以根本改觀。
2.4 有關部門的偏見
筆者此處所稱有關部門，主要是指與律師從業有關的某些行政主管部門，比如工商、物價、財稅、郵電等部門。這些部門往往大權在握，掌管著一項乃至數項至關重要的行政事務，律師在執業過程中自然免不了經常與他們打交道。這些部門對于律師執業的干預程度雖然較司法機關要輕得多，但他們對于律師的偏見卻是相似的。
譬如，律師向有關單位和個人調查取證，既是他的一項法定權利，又是他承辦法律事務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手段。但是，很多行政主管部門卻置法律規定于不顧，在律師前往調查取證時向其強行收取所謂“查檔費”、“服務費”。可以想見，這些部門不僅對律師不以為然，而且對國家法令也不以為然了。一段時期以來，有關部門強行向律師收取名目繁多的調查取證費用甚至干脆拒絕接待的報道頻頻見諸報端，但我們似乎還從來沒有聽說過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公安人員遇到過類似的刁難，這不正表明有關部門對律師這種來自民間的法律工作者存有深刻的偏見嗎?他們或者認為律師只是代表部分當事人，向其收費理所當然；或者認為律師無權無勢，向其收費有恃無恐。嗚呼!中國律師何時才能從這種偏見中擺脫出來。
然而有關部門還有更加理所當然和有恃無恐的做法。
據報載，某地個體戶們在掙錢的同時，法律意識也增強了。他們為了獲得法律幫助，決定聯合聘請一位律師，誰知主管工商所橫生枝節，居然要強行剝奪個體戶聘請律師的權利了!是權力意識過于膨脹呢，還是害怕律師將來與之作對呢?似乎兩種因素都有。只是身為行政執法部門的工商所，其法律素質居然不及被其管理的個體戶，這多少有點發人深思了。這是個體戶的悲哀呢，還是律師的悲哀?
不過，也許這些事情人們都習以為常了，算不了什么。與上述個案相比，遼寧律師的遭遇可真稱得上是滅頂之災了。因為遼寧省財政廳下了一紙紅頭文件，要求全省所有律師事務所的業務收費全部按月上繳當地財政部門，年底再由行政主管部門視情況予以返還；律師的辦案經費和律師事務所的日常開支，得報財政部門逐筆審批！
自己掙了錢，得交給別人來管理；自己怎么用，得由別人來審批；別人大筆一揮扣掉個百分之二三十，你還不能有脾氣!這是哪家的王法?這是哪家的道理?真不知遼寧省財政廳制定紅頭文件的時候，有什么根據。在中國，律師稅費本來就不堪重負了，財政部門再砍一刀，這種殺雞取卵的做法，能夠維系幾時呢?
但愿有關部門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徹底消除對于律師的偏見，以為中國律師塑造一個更好的執業環境，則中國律師幸甚，國家和人民幸甚。
2.5 律師內心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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