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小鋒 ]——(2006-3-20) / 已閱32283次
從實踐角度看，以刑事和解不訴方式辦理的案件[15]，其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都比較好。被害人的權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加害人受到教育，付出代價，保住工作，雙方矛盾得到化解。據統計，北京市順義區人民檢察院在2002年至2004年三年間以類似該方式共辦理24件案件[16]。在這些案件中，雙方當事人對處理結果均未提出異議，當事人家屬及所屬單位對處理結果也表示滿意，未出現申訴上訪和再次犯罪現象，而且偵查機關亦未提出復議復核要求。
（二）有利于強化法律監督
我國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這是我國憲法的命題。但是，如何理解法律監督的含義，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法學理論界和實務界廣泛爭論，在此不予贅述。筆者認為，法律監督是指檢察機關依法對法律的執行和適用情況進行監督，以保證國家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據此，法律監督本質在于憲法的授權與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二者的結合與統一。可見，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不局限于對違法或犯罪行為監督，而且還包括對國家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情況進行監督。而刑事和解不訴制度是在檢討當前公訴法律制度執行、適用情況的基礎上提出的，旨在保證法律更為正確、合理的實施。這是一種新型的法律監督理念，不同于傳統的法律監督方式。在傳統法律監督中，我們很容易理解“追捕追訴”行為是一種典型的法律監督行為。從邏輯學角度講，相對概念性質應當一致，那么“不訴”行為也應當屬于法律監督行為，但是事實上，多數學者和司法研究人員認為不起訴權不是一種法律監督權，而是屬于檢察權范疇[17]。對此，筆者不敢茍同，認為刑事和解不訴制度既屬于檢察權范疇，也屬于法律監督權范疇。實踐中，檢察機關依托檢察公訴權，通過對特定刑事案件適用刑事和解不訴，進一步豐富法律監督的理念和途徑，有利于強化法律監督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三）有利于訴訟經濟
現代法律制度除了要實現公平、正義的價值目標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訴訟經濟。西方經濟分析法學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納認為，法律程序在運作過程中會耗費大量的經濟資源，為了提高司法活動的經濟效益，應當將最大限度地減少這種經濟資源的耗費作為對法律程序進行評價的一項基本價值標準，并在具體的司法活動中實現這一目標。這就是說，法律程序應盡力縮小訴訟成本，而達到最大化收益。作為重要程序法的刑事訴訟制度自然也不例外，貫穿整個刑事訴訟中的訴訟經濟也是不可缺的，不起訴制度則體現了訴訟的經濟原則。同樣，刑事和解不訴制度在吸收不起訴制度內核的基礎也體現出訴訟的經濟原則，使得特定的案件在不交付審判的情況而終結，縮短了訴訟時間，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使法院得以集中精力去處理更為重要的案件，從而達到訴訟經濟的目的，提高了司法操作中處理刑事案件的效率[18]。
盡管這種訴訟的經濟性較為抽象，但是它確確實實存在于訴訟過程之中。據統計，2001年至2002年，威海市40%輕傷害案件通過“和解”撤案方式結案。2003年1月至2004年6月，威海高區公安分局共受理輕傷害案件89起，受立案后當事人自行刑事和解后公安機關作撤案處理43起，占48.1%；威海環翠區公安分局受理輕傷害案165起，當事人“刑事和解”后公安機關撤案34起,占20.6%[19]。
四、我國刑事和解不訴制度的構想
根據上述分析，筆者認為，我國有必要確立刑事和解不訴制度。其具體構想如下：
（一）刑事和解不訴制度的適用對象與范圍。結合相對不起訴制度的相關規定，確定刑事和解不訴制度的適用對象為未成年嫌疑犯罪人，以及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過失犯、初犯、偶犯[20]；適用范圍為：一是刑事自訴案件；二是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三是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對被告人可能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具有法定的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情節，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四是犯罪情節惡劣、重罪、累犯及應當數罪并罰的案件，不適用和解不起訴。
（二）刑事和解不訴制度的適用條件。其適用條件包括三方面：一是加害人的有罪答辯。刑事和解不訴的初衷之一是為被害人提供疏通情感阻滯的渠道，如果沒有加害人有罪答辯的先決條件，根本無法達到預期和解效果[21]。二是雙方自愿原則。刑事和解不訴制度是被害人與加害人的自愿為前提的，實踐中尤其要征求被害人同意。三是待適用的案件符合刑事和解不訴制度的適用對象和范圍。
（三）刑事和解不訴制度的啟動程序。刑事和解不訴制度的適用應由被害人、加害人及其各自的訴訟代理人或檢察機關提出，公訴部門在接受提請后，應當從以下方面審查是否符合刑事和解不訴制度的相關規定：加害人是否承認犯罪及其悔悟程度，被害人愿意參與刑事和解的具體原因，案件的種類及其特點，以及偵查部門的傾向意見。經審查，如果符合規定，即適用刑事和解不訴制度；如果不符合規定，按照正常公訴程序進行處理。
（四）刑事和解不訴制度的運作程序。可以采取類似于聽證的方式，由檢察人員主持，加害人及其代理人、監護人和親屬，受害人及其代理人或監護人、親屬，加害人生活社區或就讀學校人員以及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部門）人員參與，通過聽取被害人陳述和加害人認錯與道歉以及偵查部門的相關意見，然后進行協商，并制作和解協議書，其內容包括：1、向被害人道歉；2、立悔過書；3、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的財產或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4、向政府或指定的公益機構支付一定的損害賠償；5、向指定社區提供40小時以上240小時以下的義務勞務；6、保護被害人安全的義務；7、預防再犯所為的義務； 8、終止對加害人刑事追究[22]。
（五）刑事和解不訴制度的結案方式。檢察機關根據刑事和解不訴制度的相關規定以及解協議書內容，做出不起訴決定或者建議偵查機關（部門）撤案。盡管建議偵查機關撤案的做法受到諸多質疑，但是幾十年來基本上都是沿用這樣一種司法習慣。為了更切合實際，允許刑事和解不訴制度以撤案的方式結案。
注釋：
[1] The first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Programmeme (referred to here as VOM) began as an experiment in Kitchener, Ontario in the early 1970's ,when a youth probation officer convinced a judge that two youths convicted of vandalism should meet the victims of their crimes. After the meetings, the judge ordered the two youths to pay restitution to those victims as a condition of probation. 載于 “http://www.restorativejustice.org/intro/tutorial/processes/vom”。.
[2] The Kitchener experiment evolved into an organized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programme funded by church donations and government grants with the support of various community groups (Bakker, 1994 at 1483-1484). Following several other Canadian initiatives, the first United States programme was launched in Elkhart, Indiana in 1978. From there it has spread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400 VOM programmes exist in the U.S. alone, and similar numbers in Europe. 載于 “http：//www．voma．org/” 。
[3] What is VOM?，載于 “http：//www．voma．org/” 。
[4] John R. Gehm："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Programs: An Exploration of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http://wcr.sonoma.edu/v1n1/gehm.html or Western Criminology Review1(1998).
[5] 參見 馬靜華著：《刑事和解制度論綱》載于《政治與法律》 第2003-4期 第 113 頁；劉方權、陳曉云著：《西方刑事和解理論基礎介評》載于《云南法學》 第2003-1期 第 45 頁；John R. Gehm："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Programs: An Exploration of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6] 參見劉方權、陳曉云著：《西方刑事和解理論基礎介評》,載于《云南法學》第2003-1期,第 45 頁。
[7] 自由聯想療法是治療師讓客戶在毫無拘束的情境下，盡情道出心中所想的一切——無論是痛苦的或是歡樂的，無論是荒誕的還是理性的——只要想到的，就可以毫無顧忌地說出來。臺灣著名心理學家張春興對此作了恰當的注解：“自由聯想是開啟案主潛意識之門的鑰匙……潛意識中積存的痛苦得到釋放后，自將減輕案主內心深處的緊張和壓力。因此，自由聯想的過程本身，即具有心理治療效果。”
[8] 參見馬靜華著：《刑事和解的理論基礎及其在我國的制度構想》，載于《法律科學》 第2003-4期，第 81 頁。
[9] 當一個犯罪事件發生時，受到傷害的被害人的痛苦早已開始，而且在諸多的案件，就算逮住加害人、進入訴訟程序，此時被害人的最大噩夢才是真正延燒。經受長年累月的訴訟程序折磨后，即便加害人伏法或入監服刑，被害人仍然必須獨自承擔早已受創的身心繼續走完漫漫人生。
[10] 參見 朱小芹、劉秀仿、劉中發、李巧芬、張翼、李瑩著：《輕微刑事罪犯監禁效果研究及非監禁化探討——對北京市海淀區看守所400名短期服刑人員的調查》，載于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內部網站“http://10.111.11.11/jcyiweb/main/list.jsp?xxType=4”。
[11] 見[法]米歇爾·福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299-301頁。
[12] 參見劉志成、熊明著：《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解不訴探討》，載《中國刑事雜志》第2005-1期，第 85 頁。
[13] 見《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510頁。
[14] 參見向朝陽、馬靜華著：《刑事和解的價值構造及中國模式的構建》，載《中國法學》第2003-6期，第113頁。
[15] 實際上，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做出“相對不訴”的或者公安機關撤案的，基本是采取刑事和解制度的方式來處理的，也即被害人獲得賠償并同意不訴、犯罪嫌疑人悔罪并積極賠償，而在撤案的情況下，一般還需征得公安機關認可。
[16] 以上數據來源于北京市順義區人民檢察院。
[17] 參見向顯松著：《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定位》，載于《法學雜志》第2001-5期，第51頁。
[18] 見陳衛東著：《論不起訴制度》，載《檢察日報》 2003年01月16日第3版。
[19] 以上數據來源于唐峰著：《公訴程序中的刑事和解研究——以輕傷害案件為著力點》，載于中國法治網“http://www.sinolaw.net.cn/news/xrcq/yczpzx/2004828212414.htm ”。
[20] 對未成年人適用刑事和解是各國通例，也是刑事司法國際準則對少年司法特殊要求的具體化；對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過失犯、初犯、偶犯適用刑事和解不訴，其犯罪的主觀惡性較淺，教育、改造的難度不大，易于進行加害恢復工作。參見向朝陽、馬靜華著：《刑事和解的價值構造及中國模式的構建》，載《中國法學》 第2003-6期，第113頁。
[21]參見湯火箭著：《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構建與論證》，載《人民檢察》 第2004-10期，第9頁。
[22] 臺灣地區刑事訴訟法第253-2條規定：檢察官為暫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人于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下列各款事項：1、向被害人道歉；2、立悔過書；3、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的財產或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4、向公庫或指定的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支付一定的金額；5、向指定的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或社區提供40小時以上240小時以下的義務勞務；6、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的處遇措施；7、保護被害人安全的必要命令；8、預防再犯所為的必要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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