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長健 ]——(2006-8-2) / 已閱39435次
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制度體系，除了上述五個方面外，還有諸如政府扶持制度、風險控制制度、組織聯合制度、股份合作制度、教育培訓制度等方面的制度需要在立法中加以確立。
[56] 有的學者將其分為九大類：將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環境法作為獨立的部門法。參見李龍主編：《法理學》，同[52]第372頁。有的學者將其分為十大類：（1）將勞動法、科教文衛法、資源環境保護法作為獨立的部門法。參見張文顯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4頁。（2）將商法、環境法、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作為獨立的部門法。參見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305頁。
[57] 關于經濟法體系，學界有不同的學說。有將經濟法體系分為基本經濟法和部門經濟法，或分為宏觀調控法和市場經濟管理法的“二元說”；有將經濟法體系分為基本經濟法、部門經濟法、企業管理法或分為市場管理法、宏觀經濟管理法、對外經濟法的“三元說”；有將經濟法體系分為企業組織管理法、市場管理法、宏觀調控法、社會保障法或分為政府行為端正法、社會經濟運行調控法、經濟個體生存環境法、經濟個體消極行為整治法的“四元說”等。筆者認為，經濟法以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公共性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具體說來，調整對象包括如下四個方面：市場主體管理關系、市場規制關系、宏觀調控關系和可持續發展關系。經濟法體系結構，決定于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特定經濟關系的結構，故我們可將經濟法體系稱為“1+4”結構模式，即基本經濟法、市場主體法、市場規制法、宏觀調控法和可持續發展法。由于我國還沒有對經濟基本制度進行規定的經濟法典，一般將經濟法體系看作由后四個部門法構成。參見李長健主編：《新編經濟法通論》，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78-81頁。
[58] 蔣建平等：《合作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先進企業制度》，《中國合作經濟》，2004年第6期，第17-18頁。
[59] 參閱李長健、王悅、王璟：《關于農村合作社的認識及立法保護研究》，《三農法律問題研討會文輯》，第223-231頁。
[60] 對主要由此類規范構成的法，一些著名學者認為屬于強行法，而非任意法，筆者認為此種說法基本正確。
[61] 當然，這里的制度補償主要是指法律通過制度安排所進行的經濟制度的補償。
[62] 李長健主編：《新編經濟法通論》，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55-61頁。
[63]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中與民商法相聯系的地方：如調整對象都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作用都有肩負著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制止和制裁不法行為，維護經濟秩序，保障和完善市場經濟，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但這一些相同的聯系，不能改變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作為經濟法部門法的依歸。
[64] 尚振海：《法理學》，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頁。
[65] 參見本文注釋[36]。
[66] 考慮到敘述的簡潔性和與ICA敘述的一致性，本部分文中出現的我國合作社、社員等與合作經濟組織、合作經濟組織成員同義。
[67] 關于中國農民經濟組織的基本原則，學者意見不一。有人認為，應堅持自愿參加與自愿退出原則、民主管理原則、以服務為主要目的原則、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原則（參見劉國臻、唐興霖：《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法論綱》，《學術研究》，2000年第10期，第59頁）。有人認為，應堅持自愿互利原則、按經濟規律辦事原則、民主平等原則和資本報酬有限原則（見應瑞瑤、何軍：《中國農業合作社立法若干理論問題》，《農村經濟問題》，2002年第7期）。有人認為，應堅持自愿互利原則、講求效率原則、民主管理原則和資本報酬有限原則（見蔡立湘、彭新德：《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思考》，《科技導報》，2003年第4期，第40頁）。有人認為，應堅持市場導向原則、自成體系原則、自愿互利原則、股份合作原則、義利并重與企業化經營原則、民主管理原則、教育培訓原則、合作社間的合作原則和關心社區原則（見趙凱著：《中國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研究》，中國農業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114—115頁）。有人認為，應堅持根據市場經濟辦社原則、遵循自愿互利辦社與跨社區橫向聯合辦社原則、大力扶持農民原則（見田野：《關于發展農村專業合作社的幾點思考》，《中國農村經濟》，1998年第10期）。更有人認為，應在廣義上堅持因地制宜原則、市場導向原則、以服務為宗旨原則、以效益為中心原則和以科技為支柱原則，在狹義上堅持自愿和自由原則、民主管理原則、等價交換原則、培訓原則和民辦公助原則（見章康華：《對建立農村新型合作組織的探討》，《農村發展論叢》，1999年第12期）。總之，這些原則的確定均是從不同角度對合作經濟組織原則的歸結，都有一定的科學性，有些學者確定的原則其缺陷也是明顯的。
[68] 這里的農民，實際上隱含了合作經濟組織中的其他組織成員，如農戶、可以入社的法人或非法人組織。為敘述方便，將后者隱含。下同。
[69] 一些學者將“民有、民管、民享”原則稱之為“民有、民管、民受益”原則。筆者認為：盡管兩者本質差異不大，但前者更能反應我國合作經濟組織的本質。
[70] 參見王如珍：《關于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思考》，《中國合作經濟》，2004年第8期，第7頁。
[71] 八個方面的目標是：“（1）創造與開發能產生收入的活動和可持續的體面的就業；（2）通過教育與培訓，開發人力資源能力，增進對合作社運動的價值、優越性與利益的了解；（3）開發他們的經營潛能，包括創業與管理的能力；（4）增強他們的競爭力，并獲得進入市場與正規融資的機會；（5）增加儲蓄和融資；（6）增進社會、經濟福利，其中考慮到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視的需要；（7）為人類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8）建立與推廣一個有生存能力的、有生氣的包括合作社在內的適應社區的社會經濟需要的有特色的經濟部門。”
[72] 參見國際勞工組織《合作社促進建議書（2002）》第6條。轉引自唐宗焜：《中國合作社政策與立法導向問題》，《經濟研究參考》，2003年第43期，第11頁。
[73] “第11條：（1）政府應該為合作社獲得支持性服務的機會提供便利，以加強合作社，增強他們的經營活力和創造就業與收入的能力。（2）凡是可能的地方，這些服務應該包括：(a) 人力資源開發項目；( b)研究與管理咨詢服務；(c)獲得融資與投資的機會；(d)會計與審計服務；(e)管理信息服務；(f)信息與公共關系服務；(g)技術與創新的咨詢服務；(h)法律、稅收服務；(i)營銷支持服務；(j)其他適宜的支持服務。（3）政府應該為這些支持服務的創立提供便利。合作社和它們的組織參與這些服務的組織與管理，并在可行與適宜的情況下為其融資，應該受到鼓勵。（4）政府應該確認合作社和它們的組織通過發展適當的手段以建立和加強全國范圍和地方范圍的合作社所起的作用。第12條：政府應該在適當情況下采取便于合作社籌集資金和獲得貸款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措施應該：(a)允許借貸和其他融資便利得以提供；(b)簡化行政程序，矯正合作社資產的任何不足狀況，并減少借貸的交易成本；(c)推進合作社自治融資系統，包括儲蓄與信貸合作社、銀行業與保險業合作社；(d)包括對弱勢群體的特殊條款。第13條：為了促進合作社運動，政府應該鼓勵創造有利于發展一切形式的合作社之間的技術、商業與金融聯系的條件，以便于交流經驗和分擔風險、分享利益。同上，見國際勞工組織《合作社促進建議書（2002）》第11—13條。
[74] 本文基于篇幅限制，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外部關系不多論述，但這并不表明其不重要。一些重要的對外關系將在下一部分論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制度問題時，再加適當論述。
[75] 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入股的現金不得達100%，應體現勞動與資金的結合，否則成立合作經濟組織只能是農村富人的游戲而已，脫離了合作經濟組織的本質內核——勞動者的結合。
[76] 科斯（Chase）是出生于英國的美國經濟學家，先后在美國布法羅大學、弗吉尼亞大學任教。其代表作是：《企業的性質》（1937）和《社會成本問題》（1960）等。1991年由于發現并解釋了財產權和商業經營管理成本如何影響經濟的理論獲得該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科斯定律是現代西方產權經濟學關于產權安排與資源配置之間關系的集中體現，是現代產權理論的基本核心內容。
[77] 羅躍等：《全面把握科斯定理的本質，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特區經濟》，2004年第12期，第132頁。
[78] 帕累托最優，又稱“帕累托效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帕累托（Pareto）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教程》和《政治經濟學指南》中提出的。其主要內容指，如果不存在另一種生產上的可行配置能夠使該經濟中所有個人感覺同原初的配置相比至少同樣好，或者更好些，那么這種資源配置就是最優的。盡管帕累托用的是“最優”兩字，但實際上這里的“最優”就是指效率。
[79] 這里的交易成本，是指在特定制度結構下的交易活動的成本。既不管哪一種產權制度，一旦作出選擇，特別是將其法律化，就成為交易者進行交易的制度框架。在此制度框架下，如不能降低交易成本，保證資源最優配置，就會產生權利讓與，為了實現配置的理想狀態，使權利讓與那些能夠最具有生產性地使用權利并且能激勵他們這樣使用動力的人，權利也必須進行交易或讓渡。
[80] 同[77]，第133頁。
[81] 有學者認為：帶有落后生產方式烙印和痕跡的合作經濟，盡管在周圍的經濟環境影響下不得不采用一些先進的經營管理方式，但其根深蒂固的小生產意識沒有經過充分分娩的陣痛，不可能完全根除，還在合作經濟組織運轉各方面顯露出來。參見石秀和：《現代企業制度建設與合作經濟的發展》，《當代經濟研究》，1995年第3期，第29-30頁。
[82] 有學者認為：現代合作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應包含兩層含義：其一，應秉承合作制；其二，應進行創新，建立現代合作經濟組織制度。
[83] 有些學者認為：我國憲法中將合作制與集體制劃等號，因而要修改憲法。筆者認為：此觀點是不正確的。合作制經濟屬于集體所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合作制經濟不等同集體所有制經濟。制定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沒有憲法上的障礙，不需要修改憲法的相關規定。
[84] 有關論述參見“列寧關于合作經濟與合作社的思想”的述評部分。
[85] 農戶的真正組織體應是家庭，其細胞是農民。為敘述方便和明了，我們用“農戶”這個概念。
[86]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87] 參見沈衛平：《我國現行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論依據辨析》，《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9期，第32-33頁。
[88] R·科思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和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三聯書店出版，1991年版，第6-20頁。
[89] 同[88]。
[90] 目前，國際上合作社通行分配方式是按交易量返利為主，為適應資本結構的多元化需要，也采取按股分紅與按交易量返利相結合。我國國內則多傾向按股分紅，按交易量分紅不多見。立法中，應從鼓勵社員交易角度突出按量返利。
[91] [奧]凱爾森著：《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頁。
[92] 余軍：《法律責任概念的雙元價值構造》，《浙江學刊》，2005年第1期，第174-177頁。
[93] 對于“經濟責任”問題，學界尚有爭議。筆者贊成“經濟責任”是一種獨立的責任之主張。經濟責任與行政責任、民事責任應是有區別的。因經濟責任理論研究尚處發展階段，故本文仍從傳統責任分類入手研究。
作者簡介：李長健（1965-），男，湖南湘西人，苗族，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法學系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法理學、經濟法、國際經濟法和“三農”問題研究。
聯系方式：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 430070
027—62676669 E-mail: lichangjian@mail.hz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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