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朱 ]——(2006-12-23) / 已閱21913次
有學者對永佃制萌芽于宋朝的觀點提出了異議，認為永佃制起源于隋唐或唐中期。“唐朝的授田之制，丁及男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永業田是可以繼承的。”[20]“《宋會要輯稿》：宋孝宗乾道年間，資州“屬縣有營田，自隋唐以來，人戶請佃為業，雖名營田，與民間二稅田產一同”。唐宋時屯田也稱營田，營田屬于國家所有。佃即租佃。業即產業、家業。因佃戶長期租佃國家官田，營田實已成為永佃戶的產業。因此，可以推測永佃制在隋唐或唐中期已經成了古代中國的土地利用形式。”[21]
“所謂永佃制，就是在租佃關系中把田底的所有權與田面的使用權分開，使田面的使用權、收益權成為可以獨立交易轉讓的權利，也就是田面的永久占有制。”[22]永佃制的主要特征包括，“佃戶負有按約定交租的義務；在履行其義務的前提下，佃戶能夠“不限年月”、“永遠耕作”地主土地，地主則不得“增租奪佃”；地主的變動并不影響佃戶的地位，即法諺所謂“換東不換佃”、“倒東不倒佃”；佃戶可以隨時退佃，但不得自行轉佃。”[23]
2.3.2 固有法之一田二主制度
“明中葉以后，土地所有權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出現了地權分化，即出現了田面權與田底權的分離現象，這就形成了一田二主的所有權形式。”[24]
“把同一地塊氛圍上下兩層，上地（稱為田皮、田面）與下地（稱為田根、田骨等）分屬不同人所有，這種習慣上的權利關系就是“一田二主”。田面權（上地上的權利）與田底權（底地下上的權利）并列，也是一個永久性的獨立物權。底地所有人的權利，是每年可以從享有土地使用收益權的上地所有人那里收租（固定的得利），但是欠租一般不成為解約的原因。而且，上地底地的所有人，各自處分其土地時，相互間沒有任何牽制，這是通例。也就是說，即使對上地轉讓出租，也可以任意作為，底地所有人的同意不是轉讓出租的要件。從而上地底地所有人的異同變化，不會引起其他一方權益的任何消長。”[25]
“雖然一田二主制度是從永佃制發展而來的，但是這兩種制度仍存在著很大的區別。永佃關系中的佃戶能否將其佃業（田面權）自由、獨立地轉讓于他人是永佃與一田二主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在前一種關系中，佃戶有交租的義務，并對佃業的保持有請求權（換東不換佃），地主則不但對于租谷有請求權，對于佃業的轉讓亦有請求權（不許自行轉佃）。而在后一種關系中，地主僅保有對租谷的請求權，佃戶則取得對佃業的特許權（聽任佃戶頂耕）。”[26]
“清朝，一田二主在江南及東南諸省如江蘇、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及臺灣等地最為盛行，到民國初期，廣東、湖北、河南、山西、直隸、綏遠、黑龍江、甘肅等省區，均發現有一田二主的習慣。”[27]南京國民政府所頒布的民法典雖然規定有永佃權制度，但是我國固有法之永佃制和一田二主制度與法律所規定永佃權制度是"貌合神離"的，所以在《中華民國民法典》施行后，永佃權制度難以立即為各地接受，甚至出現有永佃權之實，卻沿用習慣上名稱的現象，于是通過司法解釋廢除了固有法之永佃制和一田二主制度，并確立了羅馬法之永佃權制度體系。[28]
2.3.3 固有法之義田制度
伴隨這一田二主制度的發展，特別是清朝中晚期，我國一些地區廣泛分布著具有公益性質的義田制度。由于義田制度所具有的公益性，筆者認為，探討義田制度對解決我國農地制度目前的困境會有些裨益。
與義田制度具有共通性的義莊制度，在宋朝由范仲淹創立，即“蓋在宋范氏設義莊，以贍族之貧，至今吳人效法者眾。”[29]但是由于筆者所掌握材料的限制，在此不對該制度作過多的論述。
“一般認為湖南義田設置的起源應上溯到明嘉靖（1522-1566）以前。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義田的大規模設置集中在清朝，尤其是道光（1821-1850）以后的時期。”[30]
湖南6縣義田分布（單位：畝） 表1
湖南6縣義田分布（單位：畝） 表1
湘潭 湘鄉 桃源 邵陽 城步 衡陽
義學田類 書院膏火田
賓興田 2065.7
3916.25 770.3以上
239.8 未詳
伍氏義學田租420石 70.1 573.7
歲租503石
善堂田類 育嬰堂田
保節堂田
皆不忍堂田
養濟院田
其他 4087.5
570.7
480
2710.5
522.5
作善堂
602.2 432.3
普濟堂田
162 45
600 33
捐田畝約萬金 義田租1600石
田租16石
普濟堂田91
其他 義渡田
義倉義田 413.9
40 田租170石
注：《衡陽縣志•禮典》載曰：學田者，以資學官生徒會課膏火注：《衡陽縣志•禮典》載曰：學田者，以資學官生徒會課膏火之費。《湘潭縣志•禮典》載曰：其余醵錢谷收遺嬰者，不可勝數。賓興田是為了幫助科舉應試者而設置的義田。幫助守節寡婦而設置的保節堂田，為收拾無主死尸而設的皆不忍田。[31]
“有關義田管理的內容，我們首先能夠確定的一個事實是負責義田管理的人被稱為“首事”。《桃源縣志•賓興》載云：首事張大澍，清丈田畝，并收租課……《湘鄉縣志》載云：……以上各田，公擇首事收租，以作育嬰經費。……以上契據并印簿，均交首事輪管。由上文所引的內容可知，首事不但要負責測量土地和征收田租，還需造冊以記錄莊名、畝數、原業主和佃戶姓名，納租額、納糧額、糧餉、有無信錢等內容。因此，首事負有佃田的一切管理監督之責。”[32]
義田制度隨著永佃制和一田二主制度從中國法律中淡出而退出了歷史舞臺。雖然義田制度具有公益性質，但是“由于義田出捐者本人可以擔任管理事物，他們的子孫又可以子承父業專任管理人員，以致義田與私有土地幾乎沒有什么差別。”[33]“《湘潭縣志•禮典》載云：賓興堂在亭子塘……郭世款等捐資增百四畝……世款子孫典其事，不足則取給焉。《衡陽縣志•禮典》載云：學田者，以資學官生徒會課膏火之費……而欺侵之，率百石租不得五十石。由此可以看出，義田有可能在善舉的美名下一變而成為私有土地。”[34]
綜上所述，筆者著重論述了存在于歷史中的有關土地制度，希望能夠通過對這些制度進行探討，得出有利于建構新型永佃權制度的素材，進而為破解我國農地制度困境作出努力。此外，尚需闡明的問題是，對我國土地制度的割裂分析。筆者認為，這是本文的一個特點。因為筆者采用的是按照制度性質為標準進行的劃分，由于我國固有法之永佃制與羅馬法之永佃權制度不屬于同一性質，所以筆者對我國土地制度進行了割裂分析。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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