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勞斯和沃格林作為思想家都充滿魅力，他們身上有不
少相同的地方，讓人抑止不住要把這兩位哲人拿來比較一
番一一可是，這兩人的思想又顯得非常不同，分歧巨大，又使得
任何想要做一番比較的人感到棘手得很。
施特勞斯和沃格林都是猶太裔，都在德語國家長大和接受
高等教育，二戰前先后從德國和奧地利流亡美國，隨后在這個新
大陸的學界嶄露頭角，又碰巧都搞政治哲學：施特勞斯基于
1949年在芝大的講座而寫成的《自然權利與歷史》和沃格林基
于1951年同樣在芝大的講座而寫成的《新政治科學》，也都成為
各自思想成熟的標志。兩人的思想出發點可以說都是對現代性
的哲學批判，而且也都從思想史人手一一尼采的現代性批判已
然清楚指明：西方的現代性痼疾病人膏肓，沒有對整個西方思想
史的通盤把握同時又對好些關鍵性的細部了如指掌，就不可能
成為一個有資格給現代性把脈看病的良醫一一20世紀以后，思
想大家必定顯身為思想史大家。無論對整個西方思想史脈絡的
把握還是對各個細部的深入理解，施特勞斯和沃格林都顯出敏
銳的思考眼光和深厚的學問功夫一一盡管兩人對細部的掌握各
有偏重、對整個西方思想史脈絡的把握更是南轅北轍……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把施特勞斯與沃格林作對比
觀．對于我們深入西方思想史問題的縱深非常有吸引力。可是，
要做這種對比談何容易!因為，需要對比的不是兩人的
“同”一一這方面幾句話就可以說完，而是兩人的“異” 要把
這方面說清楚，我們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甚至世代，而且能否想
清楚和說清楚，還不一定。
施特勞斯與沃格林的公開論爭，僅見于沃格林給施特勞斯
《論僭政》寫的書評和施特勞斯在《論僭政》增訂版中的簡短回
應。因此，兩人通信的刊布對于我們作對比觀照意義重大
從通信中可以看到，兩人原來并非老朋友，而是到美國后在學術
交往中才相互結識(寫信都很客套)。隨后，兩人之間有過一段
時間的思想交流 從兩人一生的角度看，這段時間非常短暫，
似乎雙方都想說服對方，最終不了了之。施特勞斯顯得率先放
棄說服或交流的意愿，兩人的交往日益疏淡，最后干脆差不多沒
往來……
這倒沒有什么可遺憾的。在真正的思想家之間，任何相互
之間的說服可能都會以徒勞告終，重要的是看清楚對方的立場，
從而進一步想清楚自己的立場。對于我們來說，問題便在于：他
們兩人看清楚了對方的立場嗎?如果看清了，雙方各自是怎樣
看的?如果沒看清，又是怎樣沒有看清?倘若僅有一方看清了
對方，而另一方并沒有看清對方，那么，看清和沒有看清的是哪
一方……凡此種種都引人興味。
如果要從施特勞斯與沃格林的對比中有所收獲，應該從哪
個問題位置入手?
《信仰與政治哲學：施特勞斯與沃格林通信集》一書的編者
似乎已經為我們提示了論題位置：沃格林與施特勞斯的差異，就
是信仰與政治哲學的差異一 換言之，沃格林一生中的主要著
述看起來是在搞政治哲學，實際上是一種信仰的哲學表白。
這本書的編排也很有意思：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
施特勞斯與沃格林的通信，第二部分由兩人的各兩篇論文構成，
第三部分是兩人在美國的后學們對兩人分歧的思考。不知道是
有意還是無意，第二部分的四篇論文的編排是這樣的：沃格林的
兩篇文章被編排在施特勞斯兩篇文章的中間，好像處于受到夾
擊的位置。僅從文章標題來看，施特勞斯的兩篇文章就像是對
沃格林的兩個論題的尖銳挑戰 或者說，開始是提醒……然
后是批判。
這兩個勤勉的思想者雖然擦肩而過，卻向我們透露出不少
重要的思想史線索。西方思想很早一 早在古希臘時代就蟄伏
著危機，而危機的根源就在哲學與宗教的關系。古代希臘的城
邦制度毀滅以后，哲學并沒有隨之入土，而是隨著希臘化進入了
猶太教、基督教，中古前期又進入伊斯蘭教；到了近現代的西方，
則形成了基督教哲學，麻煩的現代性問題似乎就是從這種哲學
中生發出來的……當哲學進入最后一個古老的文明宗教一 儒
教時，現代性問題已然成為痼疾。反過來看，漢語思想倘若不突
破近現代西方哲學的視界，深入到西方思想的原始沖突中去，就
沒有可能把自身面臨的問題思考得桶底脫落一一猶太教、基督
教、伊斯蘭教如何應對哲學的登堂入室甚至入室操戈，恐怕才為
儒學如何應對自身的困境提供了歷史的經驗教訓。
1958年，沃格林從美國返回歐洲，在慕尼黑大學哲學系執
教，建立并主持慕尼黑大學“政治學研究所“(Institut fur Poli-
tische Wissenschaft)達十年之久 令人費解的是，在戰后的
德語哲學界，沃格林幾乎沒有留下影響的痕跡。退休以后，沃格
林又回到美國，繼續據說因建立“政治學研究所”而耽擱下來的
《秩序與歷史》后兩卷的寫作(參見Peter J．Opitz為沃格林的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1989]所寫的德譯本導言
[1994])。沃格林1938年到美國，1942年就在美國Baton的
University。{I．ouisiana找到了教職一一就學界的外在名聲而
言，沃格林似乎比施特勞斯要大得多(差不多二十年前，國朝學
界已經有人撰文介紹沃格林和他的<<新政治科學》，見《國外政治
學))1987年第3期)，卻未能像施特勞斯那樣，教出一幫出色的
弟子，從根本上修理了美國高等教育中最為核心的要件，其歷史
意義至深致遠 施特勞斯做到這一點，靠的不是創辦“研究
所”或“研究中心”，而是單槍匹馬、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地教書，
帶領一屆又一屆學生老老實實、一本一本地讀我們自以為耳熟
能詳的古典名著。
1998年筆者著手組譯本書，何子建譯出施特勞斯的《雅典
與耶路撒冷》和阿爾提澤的文章、林國榮譯出<<神學與哲學的相
互關系》，隨后刊于筆者當時主編的《道風》學刊。何子建因博士
課程太忙不能繼續翻譯，由張新樟博士接手，譯出了書信全文
(書信編排按施特勞斯的生命時段分期，以便與施特勞斯通信集
(《回歸古典政治哲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對應，便于讀
者對勘；隨后張新樟博士因去德國做博士后研究，譯稿又擱下
來……直到去年，謝華育接手譯出余下的全部篇章，并校訂了書
信部分，全書翻譯終于完成一一可謂好事多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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